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关于对团员进行纪律处分有关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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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一般是指以个人、组织或机关等为原告，以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为对象，以制止该损害行为并追究该行为人（包括公民、法人、组织、机关、团体等）相应法律责任的特殊诉讼活动。公益诉讼解决的是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但基于自身能力或贫穷或不通晓法律等原因，不能以自己名义起诉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大致有环境资源公共信托理论、公民环境权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正当程序理论、司法能动主义理论等。

　　现代各国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公益问题，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体制。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尤为突出。面临严重环境污染问题并正在积极寻找治理途径的中国，已有成功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但对是否全面创设公益诉讼制度仍颇有争议。借鉴西方国家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依法治理我国的环境污染，已成为一条刻不容缓且极具实践价值的路径。本文仅就美国ENGO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谈几点对我国的借鉴。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美国较早建立了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诉讼制度。在具体的环境立法中，美国明确规定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单行法律是1970年制定的《清洁空气法》。该法律第7604条规定：“除了7604 (b)条以外，任何人可以代表自己提起一项民事诉讼：(1)起诉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和宪法允许的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指控其违反了或正在违反(A)本法规定的排放标准或限制或(B)环境保护局局长或各州所颁布的有关上述标准或限制的命令。(2)起诉环保局长，指控其不能履行本法所规定的不属于环保局长自由裁量领域的行为或义务。”1972 年的《清洁水法》又在第505 条中明确把公民诉讼的原告界定为“其利益被违法行为影响或可能被影响的任何人”。在此后的美国联邦环境立法浪潮中，绝大多数的联邦环境法律都包含了公民诉讼条款。

　　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检察总长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同样，其也可以依职权，为公共利益而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私人只有在不正当行为已经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很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才可能寻求救助。如果司法长官拒绝行使其职权，个人就可以请求司法长官让他自己去督促诉讼。如果司法长官允许，就可以由他提起诉讼，但起诉的目的并非为自身，而是为一般公众的利益。

　　在大陆法系各国中，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各有特色。日本曾经是世界上环境公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解决环境公害问题，日本在完善原有诉讼程序的同时，设立了民众诉讼。在日本，要想提起环境方面的行政公益诉讼，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正常程序提起撤销之诉，再由法院的判例突破《行政案件诉讼法》的一般规定，获得原告资格。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民众诉讼的方式。

　　德国法律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是建立 “公益代表人制度”。德国的《行政法院法》第35条设立了联邦行政法院检察官;第36条规定了公益代表人，规定他们可以为维护公益参加案件的审理。二是以立法的方式赋予环境保护团体诉讼权能，在环境保护领域规定了“团体诉讼”。

　　在法国，就环境行政诉讼而论，针对国家在行政上的过失、不法行为、不作为或者在环境污染监测、监督管理方面的严重疏忽、缺失行为以及违背法律法规的行政措施等，任何环保团体均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要求确认、撤销或采取管制措施的行政诉讼。虽然环保团体诉讼的初衷是保护该团体整体或团体部门成员整体的环境利益，不同于社会整体的环境利益，但不管怎样，这类诉讼明显带有公益诉讼的特征。

　　通观西方国家己经建立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实践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其在鼓励公众民主参与环境保护，有效监督行政机关的环境执法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效用。这对于我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颇具借鉴价值。

　　一是从原告资格和起诉条件来看，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逐步放开原告资格与起诉条件已基本成为各国相关制度发展的通行做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不明确，正是中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障碍之一。从各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来看，一般为普通公民、社会团体和特殊的行政组织。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赋予更广泛的社会主体以原告资格。在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方面，一是可以借鉴各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充分体现原告资格广泛性的普遍做法，以赋予普通公民、一般社会组织原告诉讼资格为主体，以赋予人民检察院或特定的行政机关原告诉讼资格为补充。二是引入以公告登记方式确定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可以选择的前提下，选择最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原告。三是把原告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作为确定标准，排除原告提起因自身利益而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

　　二是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来看，西方国家在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将公益诉讼设定在受案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客观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般只能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时候方可提起,各国环境法在这一问题上均十分慎重。鉴于此，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具体环境违法行为原则上都应当处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是，为了避免法院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案件，公共利益因此而得不到维护和保障，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

　　三是从诉讼类型来看，西方国家的相关诉讼类型基本相同，都是尽可能地为相对人提供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在中国，尽管法律没有严格规定，但学界一般认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主观和客观诉讼两大类。其中，客观诉讼就属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功能的行政诉讼类型，客观诉讼又可分为公益诉讼、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执行诉讼等。中国应当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类别，参照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诉讼类型的更新，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制。主要目标就是对目前已基本成型的诉讼类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化，并授权法院在特定情形下采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诉种。

　　四是在减少司法成本方面，中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注重司法效能的经验，创新性地把行政复议设置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取向目标完全一致，即“督促执法而非执意与主管机关竞赛或令污染者难堪”。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设立必要的前置程序，有助于行政机关的自查自纠，并让其在原告起诉前有自查自纠的机会，从而更完美地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如果没有前置程序的过渡，直接起诉极易造成行政机关对其职责的懈怠，也容易产生滥诉的弊端。

　　五是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费用承担来看，合理的费用承担制度对构建诉权的保障和制约双重机制十分重要。为防止原告因基于诉讼费用的考虑而放弃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大多数国家均对相关诉讼费用规定了特别的分担机制，甚至还有奖励措施。对我国来说，可取的方法是法院区别情况分别设定标准。对普通原告提起诉讼的，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免除或减少缴纳诉讼费用。在被告败诉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判决被告承担法定的诉讼费用，甚至包括原告合理的取证费用和律师费。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或支持相关诉讼的，法院可依法免除其诉讼费用。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案情简介

　　甲某于2011年4月11日通过案外人携程旅行网向A公司购买了上海往返欧洲的机票4张,旅客姓名分别为甲某及案外人乙某等三人,行程是2011年8月2日至17日,甲某为此支付4张机票票款共计18570元(含甲某的机票票款4950元)。后甲某因故不能出行,于2011年7月10日通过携程旅行网办理了涉案4张机票的退票手续,A公司为此收取退票费共计8000元(含甲某的机票退票费2000元)。另查明,案外人携程旅行网订票界面显示,A公司所售上海至罗马某航班的未使用退票条件为每张机票收取退票费1000元。后甲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A公司返还退票款8000元。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对退票费如何定性；二是退票费约定是否有效；三是退票费金额的调整应遵循何种规则。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判决A公司归还甲某退票费1010元,并驳回甲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退票费金额的确定应考虑承运人与旅客享有平等民事权利,主要弥补退票环节成本,并适当兼顾提高运输组织效率等因素。A公司利用其缔约优势,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强行规定向旅客收取高达票价百分之四十的退票费,损害了甲某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及甲某退票所可能产生的相应后果,酌情将退票费调整至票价的百分之二十并无不当。A公司称“甲某的退票行为已造成其较大的损失,其收取2000元退票费,应属合理”,无充分证据为证不能采信,故二审维持原判。

　　判案分析

　　本案中,甲某向A公司购买的上海往返欧洲的机票4张,甲某为此支付4张机票票款共计18570元,故涉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有效成立。虽然涉案4张机票的票款均由甲某一人支付,但甲某只能就其本人的机票向承运人行使旅客权利,故法院采纳了A公司关于甲某不能代表其他旅客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

　　一、关于退票费的法律性质。甲某通过携程旅行网订票时,网站明确告知了系争机票未使用的退票条件为每张机票收取退票费1000元。旅客与航空公司之间达成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后,负有向航空公司支付票款的合同义务。现甲某因自身原因无法使用所购机票,并要求航空公司退款,违反了自身所负的付款义务。甲某要求返还已付票款的行为构成了违约,故航空公司要求甲某支付的退票费,实质是收取双方约定的违约金。

　　二、退票费约定的效力。实践中,航空公司通过格式条款约定退票费的做法比较普遍。我们认为,退票费的约定本身并未违反公平原则,该约定合法有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机票(电子机票)时成立。在订票时,航空公司在其或其代理商的网站上都明示不得签转、不得变更、不得退票或者在退票时收取一定金额退票费的内容。因此,航空公司已经向旅客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在签订合同前,旅客虽然不能就机票退改签的问题与航空公司协商,但旅客有权选择航空公司及航班、舱位。如果随意允许旅客因自身原因随时提出退票并给予全额退款,将给航空公司机票的正常销售和运营带来不利影响,由此产生的“空位”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故提出解除合同的旅客,在没有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已经构成违约,其要求航空公司退还全额机票价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退票费金额过高的调整规则。由于违约金属于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条款,原则上应当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于损失时,当事人可以要求调整,体现了司法干预原则。

　　第一,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标准。对此,应根据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衡量,如违约金数额与实际损失相比,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利益失衡,存在明显的不公平,违反了公平合理的民法原则,即可以认定违约金过高。200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200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都做了相关规定。

　　第二,对于过高的违约金调整的幅度把握。对此法律规定,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裁量。违约金的调整,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要更好地实现合同正义。在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以违约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在一般情况下违约金减少到实际损失的100%至130%之间比较适宜。

　　我们认为,退票费金额的调整,应考虑承运人因旅客退票所产生的违约损失。本案中,甲某所购机票的行程是2011年8月2日至17日,甲某办理退票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7月10日。因退票导致A公司的经济损失主要体现在弥补退票环节成本,并适当兼顾提高运输组织效率等因素。鉴于A公司尚有二十几天时间再售系争机票,可以积极弥补因甲某退票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故A公司对退票收取票价百分之四十的退票费,在本案中就明显过高于A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酌情将退票费调整至票价的百分之二十,并无不当,故二审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