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城市光环境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上一篇: 云南省盐资源开发、制盐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管理办法
下一篇: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部分重大项目的行政审批试行“绿色通道”制度的通知

国家经济委员会等


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

1986年3月21日，国家经济委员会等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铁路道口的管理，维护道口交通秩序，防止道口事故，保障铁路、道路安全畅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道路与铁路相交的“道口”以及“人行过道”和“平过道”。
第三条 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要经常教育所属人员遵守本规定，维护道口交通秩序。

第二章 道口的安全设施
第四条 道路与铁路的平面交叉分为：
（一）道口：系指铁路上铺面宽度在二点五米以上，直接与道路贯通的平面交叉。按看守情况分为“有人看守道口”和“无人看守道口”。
（二）人行过道：系指铁路上铺面宽度在二点五米以下（城市一般为零点七五至一点五米，乡村一般为零点四至一点二米），与道路贯通的平面交叉。人行过道只准通过行人、自行车（较宽的人行过道可通过人力车），不准畜力车及机动车辆通过。
（三）平过道：系指在车站、货场、专用线内，专为内部作业使用，不直接贯通道路的平面交叉。
第五条 道口和其它平面交叉安全设施的设置。
（一）在道口处的道路上设有铁路道口标志和护桩。铁路道口标志（见图1）设在通向道口、距道口最外股钢轨不少于二十米处的道路右侧（特殊情况除外），护桩设在道口附近（路堑内及城市市区可不设），在铁路上距道口五百至一千米处设有火车司机鸣笛标（站内不设）。根据需要还可在通向道口、距道口最外股钢轨五米处的道路右侧设置道口信号机；未设道口信号机的无人看守道口，可在安设道口信号机的位置设置停车（止步）让行标志（见图2）。有人看守道口还要设置带有标志（标志为红色圆牌、有条件的地方夜间可安设红灯）的栏杆（或栏门）。已安设道口信号机或停车（止步）让行标志的道口，取消过去设置的“危险道口、停车了望、安全通过”、“小心火车”、“一停（慢）、二看、三通过”等宣传牌。
（二）在人行过道及平过道不设铁路道口标志和道口护桩，在人行过道可按需要设置“人行过道”、“小心火车”、“禁止畜力车、机动车辆通行”等宣传牌及防止车辆通过的路障。
第六条 道口技术条件必须符合铁路与道路双方现行的技术标准，对尚不符合标准的道口设备，有关单位应安排计划尽快改造、完善并搞好维修、管理。具体分工如下：

（一）道口路面的改造、维修和管理，铁路产权单位负责道口上铁路两股钢轨之间及钢轨以外二米以内的铺面部分；道路产权单位负责道口铺面以外的道路部分。
（二）道口信号、护桩、栏杆（栏门）、火车司机鸣笛标由铁路产权单位负责设置、维修和管理。
（三）铁路道口标志、停车（止步）让行标志属于道路交通标志，是道路的附属设备，铁路产权单位可代为设置、维修；由地方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交通管理部门不能负责时，由其交受益单位或乡村政府负责管理），铁路部门予以协助。
第七条 铁路部门要按照先干线后支线、先繁忙线路后一般线路的原则，努力增设道口信号及自动报警装置等安全防护设施。
第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损坏道口、人行过道及平过道的设备。一旦该设备被损坏时，损坏者应立即报告该设备的设置、维修单位或管理单位，并承担损失费用。当发现道口、人行过道的设备有人为缺损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互相配合共同查处，由损坏者（或其单位）赔偿损失，并对所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第三章 道口的设置原则
第九条 铁路与道路相交，应优先考虑设置立体交叉，努力减少道口的数量。在有地形条件的地方要多修小型、简易立交。铁路、交通、城乡建设各部门必须互相配合促进道口逐步改为立体交叉的建设；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封路施工等方面应积极协助。设置立交时所需投资，按国家规定由有关部门共同协商确定。
第十条 新建铁路的道口密度，在人口稠密地区，以两公里以内不超过一处为宜；在人口较稀疏地区，道口还应适当减少。
铁路车站内原则上不设道口。
在城市内，应结合城市规划综合考虑铁路与道路的交叉设施。
第十一条 对现有道口必须进行整顿。
（一）凡未经合法手续设置的不合理道口、按协议需拆除的道口以及危及铁路与道路交通安全的道口，应一律拆除。
（二）在一公里内或一个村庄（屯）有多处道口以及同一条道路在铁路同一个区间（两个车站之间）穿越两次及以上的道口，原则上只许保留一处。
暂时或短期内不能拆除的需订出规划，限期拆除。
（三）逐步取消站内道口。
道口整顿工作，由铁路部门（或路外铁路产权单位）会同当地政府或使用单位商定后即可实施（城市道口的整顿，由铁路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配合进行）。道口移设及拆除的费用由铁路部门（或路外铁路产权单位）承担。道路的改移费用由地方有关部门承担。整顿道口时，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改移道路、利用铁路桥涵通行、修建立交以及将道口改为人行过道等各种措施，尽量满足城乡居民通行的实际需要。
第十二条 新开辟道口或人行过道，应由申请单位向铁路部门提出申请，国家铁路由铁路局（或分局）进行审批，其它铁路由相当于铁路局（或分局）级的各铁路管理部门审批，在城市内由铁路与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共同研究、确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擅自铺设道口和人行过道。
第十三条 由于道路改建而引起道口移设或加宽时，道路部门应承担道口移设或加宽的全部费用，并应提前与铁路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

第四章 道口的安全通行
第十四条 道路上的车辆（包括汽车、拖拉机、畜力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各种机动车、非机动车，下同）和行人在道口、人行过道及平过道处，发现或听到有火车开来时，应立即躲避到距铁路钢轨二米以外的处所，严禁停留在铁路上和抢越。
第十五条 车辆和行人通过铁路道口，必须听从道口看守人员和道口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
第十六条 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最高时速不准超过二十公里，大、中型拖拉机不准超过十五公里，小型拖拉机不准超过十公里，并不得在道口内超车或停留。一旦车辆在道口处发生故障，车辆的驾驶员或操纵、驾驶车辆的人要立即将车辆移出铁路限界（距钢轨外侧不少于二米）；确实无法移出时，需立即采取防护措施，设法通知两端车站，并在该道口两端不少于八百米处的铁路上用红色信号（昼间用红旗、夜间用红色灯光）拦停列车；没有红色信号时，可用红色物品或两臂高举头上，向两侧急剧摆动。
第十七条 凡遇到道口栏杆（栏门）关闭、音响器发出报警、道口信号显示红色灯光或道口看守人员示意火车即将通过诸情况之一时，车辆、行人严禁抢行，必须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距最外股钢轨五米以外，不得影响道口栏杆（栏门）的关闭，不得撞、钻、爬、越道口栏杆（栏门）。
第十八条 车辆、行人通过设有道口信号机的铁路道口时，要遵守下列道口信号的显示规定：
（一）两个红灯交替闪烁或红灯稳定亮时，表示火车接近道口，禁止车辆、行人通行；
（二）红灯熄灭白灯亮时，表示道口开通，准许车辆、行人通行；
（三）当红灯和白灯同时熄灭时，表示停电或设备发生故障，道口信号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与通过没有道口信号机的道口一样按第十五、十七及十九条规定通行。
第十九条 车辆、行人通过没有道口信号机的无人看守道口以及人行过道时，必须停车或止步了望，确认两端均无列车开来时，方准通行。
第二十条 特别笨重（不能迅速通过道口）、巨大（高度从地面起超过四米，宽度超过车厢，长度前端超出车身，后端超出车厢二米，超出部分触地）和可能破坏铁路设备，干扰铁路运输的物体（履带车辆、大型机械或装载易燃、易爆物品的车辆）通过铁路道口时，应提前商得附近铁路有关部门的同意，在其协助与指导下通过。
通过电气化铁路的道口时，车辆及其装载物不得触动限界架活动横板或吊链；装载高度超过二米的货物上，不准坐人；行人手持高长物件、皮鞭等，不准高举挥动。
第二十一条 两轮畜力车或牧畜通过铁路道口时，赶车或赶牧畜的人要牵住牲畜按本章的规定徒步通过。
第二十二条 在单车道路的道口上，严禁汽车、拖拉机等大、中型车辆错车。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在铁路道口处，不准转弯掉头。
第二十四条 在距道口二十米以内的道路上，除停车了望或停车让行、运行中临时停车的情况以外，不准停留车辆。
第二十五条 严禁车辆在没有道口或其它平面交叉设施的铁路线路上穿越。

第五章 道口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地方政府和铁路部门都应重视和关心道口以及人行过道、平过道的交通安全，加强安全工作的领导，支持、协助铁路部门做好道口的整顿、改造和管理工作，确保铁路和道路运输的安全畅通。
第二十七条 为了加强道口管理，各铁路局、分局及有关段、站应设置专管道口的机构或人员，健全道口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在各级经委的组织领导下，各机动车辆管理部门与铁路道口管理部门联合组成各级常设道口安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宣传、检查、落实本规定；分析道口事故的原因，研究对策，制定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第二十九条 各机动车辆管理部门对驾驶人员，特别是对农村集体企业和个体、联户机动车辆、拖拉机驾驶人员，应进行通过道口的安全教育和考核；对于违反安全通过铁路道口有关规定的车辆驾驶人员要严肃处理。
第三十条 每年秋季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道口安全活动。在道口安全活动中，全国铁路及交通、农机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检查铁路道口的设备状况、机动车驾驶员执行交通纪律情况和车辆状态，同时深入、广泛地进行道口安全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养成自觉遵守道口安全规定和交通纪律，确保道口安全的美德和习惯。
第三十一条 加强道口看守和道口交通秩序的管理。
（一）对于交通繁忙的道口，由铁路产权单位或道口受益单位派出道口看守人员（道口安全员）负责看守；地方交通管理部门应对道口看守人员进行执行道路交通规则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由县以上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由省级交通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交通安全员”袖章或其它证件，
使其在道口处有效地履行指挥行人车辆、疏导交通、保证道口安全的职责；
（二）铁路部门的道口安全管理人员，要经常督促检查道口安全情况，疏导道口地段的交通，地方交通管理部门应发给其“交通安全检查员”袖章或其它证件；
（三）交通特别繁忙和易于肇事的有人看守道口，地方公安部门应适时派出交通民警，协助维持秩序；
（四）铁路公安部门可派员协助管理有人看守道口、巡逻检查无人看守道口的交通秩序。
第三十二条 上述道口看守和安全管理人员均有权对违反铁路道口通行规定的车辆、行人进行劝阻、教育、警告和按章处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主管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道口肇事的处理
第三十三条 各种车辆、行人及大牲畜通过铁路道口以及人行过道、平过道，发生事故造成损失时，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调查，确定事故责任，其损失费用由责任一方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合理负担。
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严重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由铁路或地方有关部门对肇事责任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扰乱铁路道口交通秩序、损坏道口设备、违反铁路道口通行规定、危害铁路行车安全等行为，铁路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经济处罚，核收赔偿费和罚款。其具体实施办法，由各铁路局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可与铁路部门结合具体情况，根据本规定制定若干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往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均以本规定为准。



党的领导、人大监督

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⑴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首先，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其次，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则有利于保障人大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 检察独立


在我国现有的宪政架构之下，检察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之下开展工作。然而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因此，在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之间，是否存在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而笔者所提出的答案则是肯定的。
一、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其科学的政治主张和千百万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确认，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领导党与执政党。这
既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建国50多年来，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还没有自觉到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弄清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的区别。因而长期不能适应掌握政权后和在国家建设中，党的性质、地位、作用、职能、治国方略、领导方式方法等等的质的变化或部分质的变化，未能实现这一系列由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的过度。”⑵仅就党检的关系模式而言，即使十年“文革”动乱时期不计在内，早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即已确立的检察独立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未能真正地确立起来并得到普遍的遵从。以党代检，党权破坏或损害检察独立之事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国家政务中将党的领导权完全等同于执政权所致。⑶在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从党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可以打着服从党的领导、与党中央或党委保持一致的旗号，事前不受任何限制、事后也不受任何追究地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发号施令，破坏和损害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原则。⑷而面对来自党中央或地方党委的号令，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使明知其违反宪法和法律，也只能听命屈从，根本就无法加以抗拒。否则，司法机关将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个人可能丢官，机关可能失财），往往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极大、颇受关注的原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腐败案，其在任舞钢市市委书记期间，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可以说是在现行这种党检、党审关系模式之下造成司法腐败的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
事实上，在掌握国家政权并决定实行宪政之后，对于作为一个整体且一身兼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领导权并不完全等同于执政权。在权能、来源和范围上，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质的区别。作为领导党，其领导权并非国家权力，而只是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这种政治思想权威“主要是靠它所倡导的科学的政治理想和主义的思想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并为宪法（序言）所确认”。而且“其领导权威影响所及的范围，包括了国家政务活动与全部社会
生活，要比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涉及范围宽广得多。其代表性与联系群众的面也广大得多”⑸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权威而非国家权力，党的领导权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其只能“发号”而不能“施令”。也就是说，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治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去进行指导和号召，以其政治思想权威使人信从。只能通过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使党推荐的人员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进而通过由这些当选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⑹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执政权。而绝不能以仅在党内发生效力的党的强制力去直接指挥、命令、强制国家政权机关与全体人民服从党的决定。
在此，党的领导与党委的领导，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须加以厘清的问题。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把坚持、维护和服从党的领导理解为坚持、维护和服从党委的领导，将其二者也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党委的领导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党的领导。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执政党，是在国家政务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力量和领导体制，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系统划分，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无须同级党委再君临其上去发号施令。而地方各级党委的基本职责，除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领导本地方的党务工作，定期向上级党委报告工作之外，主要就应该是保证和监督在同级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依法执政，而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权力机关，其领导人更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太上皇。因为，根据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原则，根据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党的领导机关与其领导人只是由党员选举产生的，根本就不具备凌驾于经国家主人即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合法性。⑺换一个角度说，前文提及的李长河恣意破坏和损害司法独立、制造吕净一冤狱案之行为，也就是这种将党委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所带来的恶果。
而作为执政党，其执政权则是一种国家权力，是人民主权的让渡。只有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在当选之后才能执政，才能取得组成国家
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资格。而且其执政权所能施及的范围，主要限制在一个“政”字即国家的政务之上，包括立法工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虽然，执政权作为国家权力而具有国家强制力，权力相对方一般必须遵从。但是，作为人民主权的让渡，执政权又必须受到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或约束，即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也就是说，执政党虽然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然其并不能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而是必须依照经过法定程序，由党所正确反映和集中了的人民意志转化而成的国家意志即宪法和法律，并以国家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名义行使之，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政务的领导。
此外，作为执政党，其不仅要接受来自全体人民的监督，而且还要接受来自党内的监督，即领导党的监督。而作为领导党，其不仅要通过党内的系统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而且还要自觉地领导全体人民对执政党进行监督。⑻
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质的区别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坚持党的领导，并非是以党的领导权来代替执政权，以党的名义去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坚持依法执政，也绝非以执政权来代替党的领导权，排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检察权则系国家权力（亦即党的执政权）之一支。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亦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检察独立不仅仅只是一项司法原则，而且更应该是一项人权（保护）原则与宪政原则。尽管我国宪法关于检察独立的内容规定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便于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进行干涉或破坏的立法上的漏洞。⑼但是，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系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相统一的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它在规定了检察独立的同时，同样也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党章也规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因此，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检察事业当中，若要坚持、维护和实现党的领导，则必须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而坚持、维护和实现了检察独立，也就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的领导。任何对检察独立的破坏和损害，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权的破坏和损害。
令人欣喜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显然，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建立新型的党检、党审关系模式指明了方向。即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中“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只要其依法接受中央的领导和上级党政的领导，也就是坚持、维护和实现了党对检察事业和审判事业的领导。党委与检、审两家的关系，仅限于党委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推荐人选，经过法定程序，使他们当选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可以预见，我国包括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作为我国的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真正的确立和普遍的遵从。
二、人大监督与检察独立的辨证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
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即人大机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若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看，则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划分方法那样，仅将国家权力作一次性划分，将之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项彼此平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我国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属于二次划分。第一次划分，是由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的方式，将全部的国家权力委托给人大机关行使。第二次划分，则是由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授予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经过二次划分，人大机关最后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权，以及因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的唯一代表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授权后而产生的、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监督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一级权力。与此相对应，人大机关自然就是国家的一级权力机关即最高权力机关。相对于人大机关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而言，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自然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第二级权力。与此相对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然就是人大机关之下的国家二级权力机关。
在我国这种“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人大机关首先是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本级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其次才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唯一代表，人大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之一时，人大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才是平等的。⑽
仅从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检察机关，虽由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产生，但在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人民——唯一代表的人大机关将国家权力中的检察权授予检察机关之后，人大机关也就丧失了其对检察权的行使权，其对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就只是一种监督权而已，检察权最终只能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
检察权外在的司法属性与其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决定了检察权必须由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我国宪法中关于检察独立原则的规定，只不过是检察权外在属性与其内在品质的法律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检察独立与司法独立中的另一项原则审判独立一样，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独立的确立以检察机关的理性化为前提，检察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检察机关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检察机关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检察官与公正的程序，检察的公正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检察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擅权枉法与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检察机关和公正的检察，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检察机关，才能形成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是独立检察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检察机关”和“理性的检察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检察机关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检察官合格、检察机关结构合格和检察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在独立检察的过程当中出现检察失误甚至擅权枉法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检察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公理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⑾我国宪法中关于人大机关有权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规定，即是权力制衡原则的法律表现。然而，我国所实行的“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制约关系，只能在同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三者之间产生。而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机关与作为国家二级权力机关的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之间产生的，就只能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制约关系。
对检察权的监督，无疑应通过对直接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则应以其行使检
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和与行使检察权无关的行为即非检察行为为对象。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非检察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和检察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其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可分为检察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检察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审判机关、当事人、律师、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普通公民，作为检察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利）和规定的方式，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其中，审判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等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微观的、直接的、横向（双向、平行）的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内，上级检察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检察一体化”制度和检察程序对下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进行监督。
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可分为检察行政监督和检察官弹劾制度。平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通过检察机的组织纪律和检察官的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的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通过检察行政监督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惩戒，可给予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违反职责的行为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法定理由时，则需要启动检察官弹劾程序，由人大机关代表组成的法庭对检察长或检察官进行罢免审判。⑿同时，人大机关还可以通过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进行整体的监督。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主要是针对审判机关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在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显然，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即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二级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宏观的、间接的、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
由于人大机关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所进行的监督，是一种宏观的、间接的和纵向（单向、垂直）的监督，是一种并非针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
检察行为而是针对其非检察行为的程序外监督。而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其所要褒扬和保障的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的行为即检察行为，其所要贬损和排斥的则是检察机关和检察官违反职责的非检察行为。因此，人大监督即人大机关依法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非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外监督，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党的领导与检察独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套用美国法学家考夫曼关于司法独立的一段话⒀来说，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只有在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们通过其模范行为和业务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取得它而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而人大监督作为一种程序外监督，是以保证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检察行为所进行的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显然，坚持、维护和实现人大监督，可以促使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为了检察权本身所蕴含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内在品质即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有利于保障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坚持、维护和实现检察独立，也可以促使人大机关为保证其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监督的水平和监督的能力；而人大机关监督水平和监督能力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人大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有利于坚持、维护和保障检察独立。
────────────────────
● 作者单位—— 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⑴　本文中的检察独立，作为一项人权（保护）原则、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指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只服从法律。
⑵ 郭道晖：《治党：固守陈规还是与时俱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领导党的历史转变》，《法学》2002年第7期。
⑶ 当然，党与人大、行政、审判机关的关系亦是如此。
⑷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制，因而其司法权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的审判权，其司法独立亦即指审判独立，而不包括检察独立。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同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因而我国的司法独立除了审判独立之外，还包括检察独立。
⑸ 同⑵。
⑹ 本文中的执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不同，其特指由经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而当选为
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的党员干部与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和党委所构成的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