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财政部、经贸部关于改进进口货物集中纳税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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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设立“限制离婚制度”回应赵勇等八位读者

王礼仁


　　我建议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考虑期”，有许多读者有不同看法。我看了一些文章，总的来讲，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否定的多；二是曲解的多。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应。

1、赵勇同志观点全文：

　　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法官如此荒唐让人心惊_
2010-04-30 10:33:00　来源: 现代快报(南京)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期间，湖北宜昌市中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类似限制离婚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也曾提过。黑新雯当时遭到了舆论的炮轰，大家都认为：限制离婚自由是对权利的无理侵犯，更是社会的倒退，跟当年大小事情都要报政府批准没什么区别。
　　对黑新雯代表的批评，完全也适用于法官王礼仁。但王礼仁跟黑新雯还不一样，因为王礼仁是个资深法官（能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王礼仁的资历想必不浅），“法律可以随意扩张以干涉人的自由”，这样的话从一个司法者口中说出来，更让人觉得后怕。
　　权力要尊重权利，这是现代人的共识，身为资深法官的王礼仁，更应该深知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司法者，王礼仁对权利的漠视让人心惊，说他是个法盲，恐怕不过分。结婚是人的自由，离婚何尝不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在结婚多少年之后才能离婚，也要法律来做出规定，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法律代表的是公权力，它的手不能伸得太长，更不能毫无节制。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是自愿的，也不影响他人，就不用劳烦权力来横加干涉。离婚也要由法律来规定年限，这其实跟“夫妻家中看黄碟被抓”是一个道理，都是权力手伸得太长的恶果。
　　法官王礼仁提出离婚要法律规定年限的荒唐建议，足以证明，一些权力者仍然搞不清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他们仍然迷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个人的自由为了做出配合，哪怕牺牲再多，都是理所应当的。（本报评论员赵勇）(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

【对赵勇同志的回应】

评论员赵勇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 他的标题是“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这不是我的建议，我没有提到“若干年”，是评论员便于评论而杜撰的一个靶子。如果再上“终生”不得离婚，反对的理由可能更足。
至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确实难以搞清，但绝非公权不介入私权。至于公权如何介入私权，当然有待研究。我的建议是否有用，这当然需要代表人们利益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如果立法者和广大人民都认为，上午结婚下午离、今天结婚明天离、一月结离三四次，这种婚姻自由好，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我不得不重复强调：在“自由王国”的欧美国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香港、澳门的立法也有此限制。
如果借用赵勇评论员的话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怎么没有感觉到可怕？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2、李克杰同志观点全文：

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
时间：2010-04-30 07:23　　作者：李克杰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上，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建议，“婚姻法”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这位法官的意思是，以法律的名义为婚姻设立“最短期限”，即在结婚后的一定期限内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离婚。这位法官解释说，他的建议还包括增加“离婚等待期限”。概括地讲，就是希望设立“婚姻最短期”和“离婚等待期”两个期限以防止草率离婚。
其实，随着离婚率上升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类似试图通过增加离婚难度防止草率婚姻的建议早已有之。远的不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增加婚姻调解书等离婚手续或增设离婚冷静期的方式，提高离婚难度，以有效防止“冲动型”离婚。
乍看上去，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实行，或确能一定程度上遏止不断飙升的离婚率。不过，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就存在偏差，它们更偏重于单纯维护婚姻稳定，而不是着力解决夫妻矛盾和化解家庭纠纷，因而所建议的措施难免会戕害婚姻自由，违背婚姻伦理和基本法理。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婚姻的动荡，“闪婚”、“闪离”的泛滥，造成婚姻家庭的严重不稳，特别是其背后的矛盾纠纷，更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婚姻家庭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努力维护婚姻的稳定，妥善处理婚姻纠纷，防止轻率离婚，既是立法司法者的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不过，如何防止轻率婚姻，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措施。
在我国，随着结婚、离婚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轻率结婚、闪婚闪离和离婚率急剧上升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和不安。按照我国现行规定，离婚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自愿离婚，直接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简单，即到即办;二是一方不离或有其他纠纷，需到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办理，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要经过调解、开庭审理、判决等法定环节，持续数月的时间。
就诉讼离婚而言，我国法律程序的调解环节和一定的审理期限，已经足以保证夫妻双方保持冷静，慎重决定。另外，在实体上，法官判决时还要对是否符合离婚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显然，通过程序“冷静”和实体“鉴别”，诉讼离婚案件已谈不上“草率”。人们诟病较多的是自愿离婚，建议增加离婚难度也主要针对它而言。
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3、吴丁亚同志观点全文：

法官建议修改婚姻法 婚后一段时期内不得离婚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报吴鹏
本报讯 （记者吴鹏）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番，如此规定的理由可能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本文不做详论）。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例如，《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就是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到债权行为当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另依《合同法》第135条，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不需要在买卖合同之外，再有什么关于所有权变动的合意即物权行为。因此，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因照搬条文，而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晰，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最高法院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从立法层面加以详定。

（作者：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