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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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根据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或对外事务、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起使外交关系正常化。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根廷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阿根廷共和国对邻接其海岸的二百涅范围以内的海域的管辖权。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积极措施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同意，一俟行政手续和准备工作就绪，即互派大使。为此，两国政府同意按照国际法，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建馆及其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根廷共和国外交
驻罗马尼亚大使 和宗教副国务秘书
张海峰 何塞·马利亚·鲁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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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构建探析
梁栋杰
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司法的生命线和灵魂，追求司法公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司法公正保障机制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屏障。本文从司法公正的一般理念出发，对司法公正保障机制的保障规则、体制、司法资源、司法观念等进行剖析，指出要构建司法公正保障机制，就要完善其有效体系，构造集中审理与并行审理结合的案件审判模式，强化法官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与智识魅力。
关键词语： 司法公正 保障机制 构建
一、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理念
（一）“司法公正”，一个永恒的司法理念
1·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就是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它源于人类社会的美德——公正即公平和正义，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境界。虽然关于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正如美国的博登海默说过：“正义具有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同的面貌[ [美]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律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的将正义看作是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格，法律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而理想的法律往往又成为正义的化身[ 参见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载《学法研究》1999年第3期。]。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 [美]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267页。]。
所谓公正，意为二极端之中道[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页。]。司法公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公正，专指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客观发现和对实体法的正确运用，来裁判案件。其中查明案件事实是前提和基础，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否则，就会裁判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程序公正，包含司法过程中，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当事人的平等性。
2·构成司法公正的实践因素
结合理论与审判实践，司法公正应当包含以下因素：
（1）公开性因素，即指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公开。审判实践当中，除了法律特殊规定外，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向当事人公开，向诉讼参与人公开，向社会公开。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可以采访、报道。同时，还要公开审判的裁决结果。实践中，为体现司法的公开性，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就诉讼活动程序，以告知的方式宣示给当事人，使其明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行使不同的诉讼权利和履行不同的诉讼义务，整个诉讼活动都是透明的。至于案件的裁判结果，采用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两种方式，来体现审判活动的公开性。
（2）中立性因素，从诉讼纠纷的产生原因分析，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所争议的纠纷在利益上的分歧，导致纠纷不能解决，期待第三者在公平的基础上裁断。因此，要求第三者对案件裁判不偏不倚，且裁判人员与案件无利益关系，对自己的感情要有自控能力，否则因在裁判时持有同情弱者一方当事人而不能依法、中立的裁判。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裁决的第三者，在诉讼活动过程中，应始终处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方能实现案件公正裁判，饯行司法公正理念。
（3）平等性因素，即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诉讼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如果用一个等腰三角形来构建裁判人员与当事人的关系定位图的话，裁判人员处于顶角位置，原、被告则处于两个相等的低角。平等性因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种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 孙笑侠：“法律程序剖析”，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6期。]。时至今日，一些案件当事人仍然不能正确理解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平等地位，在他们心里，认为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原告是告状的，法官会对其另眼相看，特别在广大基层法院，笔者从事审判工作十余年来，所办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当事人的被告，都有这种心理，甚至一些法官也会或多或少的表现出这方面的缺点。就其原因，与我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儒家“和为贵”思想是分不开的。
（4）参与性因素，包括案件主审人员参与案件审理活动，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两个方面。法院审理案件采用独任制和合议庭两种方式，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纠纷，可以由主审法官独任进行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独任，刑事案件对独任审理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实、证据复杂的案件，适用合议庭即由审判员或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审理裁判案件。审判实践中，由于法院审判人员的缺乏和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等原因，往往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合议庭合而不参与，议而不参与，案件完全由主审法官办理，其他合议庭成员即审判人员，只是在法庭开庭笔录上面署上了其大名，这就很难谈论参与性的问题，更不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不良行为。
（5）合法性因素，司法活动必须合法，即活动主体合法和程序合法；这里的主体应当是案件的裁判者即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员。程序合法要求司法活动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步骤进行。
（6）正确性与合理性因素，意指案件处理结果要正确、合理，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和合理的裁判结果[ 参见《司法考试辅导书》（2007年修订版），法律出版社，第719页—720页。]。当然，正确和合理必须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的。
（二）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现状及存在问题
机制的语义为：一是用机器制造的；二是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三是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四是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又叫机理[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15页。]。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就是指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机关的总称，它包括内部保障制度即审判制度的保障与相关机构的设置和外部保障机制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检察制度和机构的设置。
1·审判制度中关于司法公正保障的主要制度
审判制度意指国家依法确立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和程序，以便保障案件纠纷得以解决，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化、法律化。
根据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司法公正的审判制度主要有：
（1）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的裁决为终审，立即生效。同时明确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确保司法公正，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2）审判公开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公开审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其范围、要求、责任和后果等。]，一律公开进行。包括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裁判活动与结果以及整个诉讼活动程序的公开。
（3）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的一项制度。它由来已久，实践证明，其对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进一步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并促进司法公正。
（4）审判监督制度；又称再审制度，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由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的一项审判制度。这项制度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也是法院纠正错案的最有效途径。各级法院都设有审判监督庭，其主要一项职责就是对二审发还重审的案件、依法提起再审的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5）司法建议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个案时，对涉及到有关单位所存在的制度、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应当提出建议，以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改进管理或者追究相关当事人党纪、政纪等行政责任，真正体现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回避制度；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回避的情形、程序、方式。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有力基础，使得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司法人员远离案件，保证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7）法官职业操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等都对法官在审判活动过程中的职业操行，维护司法公正作了规定。
另外，各地法院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实施了以告知为主的法官释明制度、以宣传为主的司法透明制度[ 司法透明制度、法官释明制度主要采用公开由当事人选择合议庭成员，设置排期开庭栏目，制定宣传栏，告知当事人相关实体权利和程序问题等。]、个案案件监督卡、案件定期评查等，都有效的促使案件公正裁决，实现了案件的公正裁判。
2·司法公正保障机构
（1）法院内部监督机构有：
第一、审判监督庭
我国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监督庭这一机构，它是监督法官依法办案的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对法院法官审理案件进行监督，对二审发还重审和依法提起再审的案件进行审理，是纠错案件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同时还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审、执情况、案件的卷宗装订等进行评查，是法院内部的监督机构，为实现司法公正，它是不可缺失的责任担当者。
第二、法院纪检部门
我国目前对法官的管理比照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进行，法院纪检部门的设置与我国行政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相对应，属于行政纪律检查部门，主要职责是对所有在职法官和其他后勤人员的违纪行为予以查处，法院纪检部门履行的是行政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法官在办理个案时，会出现一些违法、违纪现象，同样影响到司法公正，所以，设立纪检部门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是必要的。
第三、个案主审法官与领导把关负责相结合制
与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相类似，法院里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审判员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监督并行的关系。为保障司法公正，就个案而言，主审法官的审理活动受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的监督，有关案件程序方面的问题、审判方面的决定以及案件的最终裁决都须经过庭长、院长或主管副院长的签监，方可实施。这样的负责机制，主审法官负责制与领导负责制相结合，保障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避免了不公正司法现象的发生。
（2）外部监督机构有：
第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国宪法规定：“一府两院”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产生于人大，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法官办理个案时，同样应当受到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它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它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保障司法公正。
第二、政法委员会
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司的领导委员会，隶属于同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对公、检、法、司的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一些地方的政法委员会与人大常务委员会联合制作案件监督跟踪表，对法院的个案审判活动随案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具有一定的效果，值得进行广泛应用。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构建探析
梁栋杰
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司法的生命线和灵魂，追求司法公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司法公正保障机制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屏障。本文从司法公正的一般理念出发，对司法公正保障机制的保障规则、体制、司法资源、司法观念等进行剖析，指出要构建司法公正保障机制，就要完善其有效体系，构造集中审理与并行审理结合的案件审判模式，强化法官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与智识魅力。
关键词语： 司法公正 保障机制 构建
一、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理念
（一）“司法公正”，一个永恒的司法理念
1·司法公正的内涵
司法公正就是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它源于人类社会的美德——公正即公平和正义，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境界。虽然关于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正如美国的博登海默说过：“正义具有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同的面貌[ [美]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律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的将正义看作是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格，法律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而理想的法律往往又成为正义的化身[ 参见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载《学法研究》1999年第3期。]。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 [美]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267页。]。
所谓公正，意为二极端之中道[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页。]。司法公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公正，专指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客观发现和对实体法的正确运用，来裁判案件。其中查明案件事实是前提和基础，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否则，就会裁判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程序公正，包含司法过程中，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当事人的平等性。
2·构成司法公正的实践因素
结合理论与审判实践，司法公正应当包含以下因素：
（1）公开性因素，即指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公开。审判实践当中，除了法律特殊规定外，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向当事人公开，向诉讼参与人公开，向社会公开。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可以采访、报道。同时，还要公开审判的裁决结果。实践中，为体现司法的公开性，人民法院审理个案时，就诉讼活动程序，以告知的方式宣示给当事人，使其明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行使不同的诉讼权利和履行不同的诉讼义务，整个诉讼活动都是透明的。至于案件的裁判结果，采用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两种方式，来体现审判活动的公开性。
（2）中立性因素，从诉讼纠纷的产生原因分析，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所争议的纠纷在利益上的分歧，导致纠纷不能解决，期待第三者在公平的基础上裁断。因此，要求第三者对案件裁判不偏不倚，且裁判人员与案件无利益关系，对自己的感情要有自控能力，否则因在裁判时持有同情弱者一方当事人而不能依法、中立的裁判。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裁决的第三者，在诉讼活动过程中，应始终处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方能实现案件公正裁判，饯行司法公正理念。
（3）平等性因素，即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诉讼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如果用一个等腰三角形来构建裁判人员与当事人的关系定位图的话，裁判人员处于顶角位置，原、被告则处于两个相等的低角。平等性因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种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 孙笑侠：“法律程序剖析”，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6期。]。时至今日，一些案件当事人仍然不能正确理解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平等地位，在他们心里，认为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原告是告状的，法官会对其另眼相看，特别在广大基层法院，笔者从事审判工作十余年来，所办理的绝大多数案件当事人的被告，都有这种心理，甚至一些法官也会或多或少的表现出这方面的缺点。就其原因，与我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儒家“和为贵”思想是分不开的。
（4）参与性因素，包括案件主审人员参与案件审理活动，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两个方面。法院审理案件采用独任制和合议庭两种方式，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纠纷，可以由主审法官独任进行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独任，刑事案件对独任审理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实、证据复杂的案件，适用合议庭即由审判员或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审理裁判案件。审判实践中，由于法院审判人员的缺乏和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等原因，往往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合议庭合而不参与，议而不参与，案件完全由主审法官办理，其他合议庭成员即审判人员，只是在法庭开庭笔录上面署上了其大名，这就很难谈论参与性的问题，更不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不良行为。
（5）合法性因素，司法活动必须合法，即活动主体合法和程序合法；这里的主体应当是案件的裁判者即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员。程序合法要求司法活动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步骤进行。
（6）正确性与合理性因素，意指案件处理结果要正确、合理，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和合理的裁判结果[ 参见《司法考试辅导书》（2007年修订版），法律出版社，第719页—720页。]。当然，正确和合理必须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的。
（二）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之现状及存在问题
机制的语义为：一是用机器制造的；二是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三是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四是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又叫机理[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15页。]。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就是指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机关的总称，它包括内部保障制度即审判制度的保障与相关机构的设置和外部保障机制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检察制度和机构的设置。
1·审判制度中关于司法公正保障的主要制度
审判制度意指国家依法确立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和程序，以便保障案件纠纷得以解决，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化、法律化。
根据我国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司法公正的审判制度主要有：
（1）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的裁决为终审，立即生效。同时明确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确保司法公正，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2）审判公开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公开审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其范围、要求、责任和后果等。]，一律公开进行。包括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裁判活动与结果以及整个诉讼活动程序的公开。
（3）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的一项制度。它由来已久，实践证明，其对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进一步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并促进司法公正。
（4）审判监督制度；又称再审制度，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由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的一项审判制度。这项制度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也是法院纠正错案的最有效途径。各级法院都设有审判监督庭，其主要一项职责就是对二审发还重审的案件、依法提起再审的案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5）司法建议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个案时，对涉及到有关单位所存在的制度、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应当提出建议，以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改进管理或者追究相关当事人党纪、政纪等行政责任，真正体现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回避制度；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回避的情形、程序、方式。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有力基础，使得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司法人员远离案件，保证案件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7）法官职业操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等都对法官在审判活动过程中的职业操行，维护司法公正作了规定。
另外，各地法院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实施了以告知为主的法官释明制度、以宣传为主的司法透明制度[ 司法透明制度、法官释明制度主要采用公开由当事人选择合议庭成员，设置排期开庭栏目，制定宣传栏，告知当事人相关实体权利和程序问题等。]、个案案件监督卡、案件定期评查等，都有效的促使案件公正裁决，实现了案件的公正裁判。
2·司法公正保障机构
（1）法院内部监督机构有：
第一、审判监督庭
我国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监督庭这一机构，它是监督法官依法办案的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对法院法官审理案件进行监督，对二审发还重审和依法提起再审的案件进行审理，是纠错案件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同时还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审、执情况、案件的卷宗装订等进行评查，是法院内部的监督机构，为实现司法公正，它是不可缺失的责任担当者。
第二、法院纪检部门
我国目前对法官的管理比照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进行，法院纪检部门的设置与我国行政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相对应，属于行政纪律检查部门，主要职责是对所有在职法官和其他后勤人员的违纪行为予以查处，法院纪检部门履行的是行政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法官在办理个案时，会出现一些违法、违纪现象，同样影响到司法公正，所以，设立纪检部门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是必要的。
第三、个案主审法官与领导把关负责相结合制
与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相类似，法院里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审判员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监督并行的关系。为保障司法公正，就个案而言，主审法官的审理活动受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的监督，有关案件程序方面的问题、审判方面的决定以及案件的最终裁决都须经过庭长、院长或主管副院长的签监，方可实施。这样的负责机制，主审法官负责制与领导负责制相结合，保障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避免了不公正司法现象的发生。
（2）外部监督机构有：
第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国宪法规定：“一府两院”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产生于人大，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法官办理个案时，同样应当受到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它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它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保障司法公正。
第二、政法委员会
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司的领导委员会，隶属于同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对公、检、法、司的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一些地方的政法委员会与人大常务委员会联合制作案件监督跟踪表，对法院的个案审判活动随案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具有一定的效果，值得进行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