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1年进口防汛专用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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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若干规定
省人大


第一条 为保护我省军事设施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以下简称《军事设施保护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军事设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必须共同保护军事设施，维护国防利益。
第三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者调整，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做到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兼顾自然环境保护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四条 省、市（地区）、县（市、区）均应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其成员由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驻军团以上单位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设副主任若干人。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办事机构，分别设在省军区、军分区司令部和人武部，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指定人员共同组成。
有军事设施的乡镇应设立相应的保护组织，负责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五条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军事设施保护法》、国家关于保护军事设施的方针、政策和本规定，制定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
（二）负责协调解决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撤销、变更和保护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及时处理保护军事设工施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的行为；
（三）组织和开展保护军事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意识；总结、交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经验；表彰保护军事设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第六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由其所在的市（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和军分区、人武部以及驻军部队共同提出方案，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批准。
空中军事禁区和特别重要的陆地军事禁区的范围，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划定。
第七条 根据保护禁区内军事设施的要求，确有必要时可在禁区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应依照第三条的规定，尽量控制在最小地域。在城市规划区内，应与城市规划相协调。划定办法依照第六条规定办理。
军事禁区外沿与军事管理区相连的，一般不再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第八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需要征用（包括已经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面或者需要使用（包括已经使用）国有土地、山林、水面的，均应按有关土地管理的规定申请办理征用、使用手续；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督促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
第九条 对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军事设施，确有必要扩大已划定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或安全控制范围的，应商得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由地（市）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确定方安，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批准。
第十条 已划定的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因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需要调整其范围的，可由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确定，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批准。
确有必要在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划出对外开放通道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后，应在其外沿设立标志牌。标志牌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规定制作，设置地点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与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商定。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单位以外的人员进入或者通过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应按照管理单位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严格遵守其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其端、侧净空区域严禁修建超高建筑物、构筑物和影响机场通信、导航的设施；禁止在飞机紧急起降道，疏散道、停机坪附近堆晒粮食和其他物品。
第十四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民合用机场、港口、码头，应建立由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人员共同组成的统一管理机构，划定各自使用的区域范围，制订相应管理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军民合用的机场、港口、码头区域内违章建筑或堆放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物品。
第十五条 禁止在军事管理区的雷达、观通阵地、通信、技侦、观测固定台站附近修建影响其使用效能的设施。
第十六条 在军事管理区附近建设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七条 没有部队驻守、已封闭伪装的设防工程，由军队团以上主管单位委托当地人民政府或人武部组织人员予以保护。
第十八条 军事助航、导航、测量、禁锚等樗，由设置标志的单位委托当地人民政府或企业事业单位予以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迁、移动军事助航、导航、测量、禁锚等标志，确需拆迁、移动的，由拆迁、移动单位事先征得设置标志单位同意，并逐级上报省军区、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在军用通信、输电线路附近从事生产、建设性活动，对危及通信、输电线路安全的，应事先征得军队团以上主管单位同意，并采取防范措施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条 禁止在军用铁路、公路专用线、军用输油、输水管道限界内挖沟、取土、损坏交通标志或修建固定设施。
禁止在军用铁路专用线上连接轨道，确需连接轨道的，向驻地军运主管单位提出申请，报南京军区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在军用输油、输水管道上连接管道和在危害管道安全的范围内堆放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物品或倾倒腐蚀性物体。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保留的旧机场，可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有关单位按军事设施主管部门的意见管理使用，其所有权不变。军事单位因作战或训练需要时，使用单位应予归还。
第二十二条 开辟新的开放地区、港口、码头、机场，涉及军事设施安全保密时，应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因对外开放需迁建、改建军事设施的或开放地区内暴露的国防工程、军用架空明线需进行封闭伪装或埋入地下的，其所需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记述以及进行专业飞行活动的，所获资料送交省军区和驻军有关部队审查，经保密技术处理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四条 因划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而使当地经济发展受影响的乡镇，各级人民政府应以经济上给予适当扶持。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积极支持当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第二十五条 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人员，由执法机关依照《军事设施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4日
　　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之选择。法治化的推进离不开优质的法律服务大市场。就法律服务而言，其本身兼具“法律职业”和“服务业”双重属性。称其“法律职业”主因法律服务通常是由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的主体，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一种职业。现大多数国家都已将法律服务纳入法律职业的范畴。称其“服务业”也不无理由，依据世贸组织《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法律服务属于商业服务中的专业服务，因而法律服务已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法律服务主体大致包括：执业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专利、商标、税务、工商代理机构，社会法律咨询机构，企业法律顾问，外国律师驻华代表处，公证员，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公民等。其中公民，在我国实施公民辩护代理等制度的基本条件和市场环境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法律服务市场尚未成熟完备的国情下，仍是我国法律服务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甚至更长的时期发挥作用。但确切的讲，对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立法，对市场主体的准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限制，相关规定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各部门颁行的大量规范性文件之中。且对一些问题立法还无刚性规定。如公民能否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虽在有些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禁止性规定，但未上升至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此类合同效力各地法院认定标准也不一，终致纠纷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所幸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曾作出明确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尽管这一答复在裁判文书中不宜直接引用，但司法实践中仍应贯彻执行。

　　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系一种民事合同关系，理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事先，受托人也未冒充法律职业者，委托人也明知受托人不是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而且受托人收取费用后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单就个案，委托人在受托人付出劳动后，为逃避代理费而故意毁约，其真实动因也并不是真正考虑到对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公民代理法律服务合同本身也无《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民事行为无效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法定事由的情形下，似乎成了公民代理有偿法律服务合同应获得支持的理由；但并不能无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85]82号法规性文件转发了《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明确了成立法律服务机构必须由主管单位申请，并经司法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审核批准等事项。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1992]062号其他规范性文件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明确规定：“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折有关规定，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担任被告人或当事人的辩护人、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籍此向被告人或者当事人收取报酬、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手段。”。1993年司法部针对浙江省司法厅《关于个人经营法律服务业有关问题的请示》作出司法函（1993）340号《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该批复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5]82号）及1989年、1992年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服务业的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的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目前除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均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上述司发函[1992]062号和（1993）340号仅属于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行政规范性文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援引上述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认定公民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无效。那么,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合同纠纷到底该如何裁判呢？是秉持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还是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既需法益考量和利益衡量，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适应的规则。《民法通则》、《合同法》与《律师法》系同一法律阶位，但从法所规范公民法律服务行为如辩护代理而言，《律师法》又是特别法，亦即只有符合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条件，方可从事非法律职业公民代理辩护。而《民法通则》《合同法》是一般法，按照特别法由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适用《律师法》并无不当，可《律师法》、诉讼法等法律对公民有偿辩护代理确无禁止性规定。使公民有偿辩护代理行为无疑陷入“合法”与“违法”两可的地带。也使受诉法院裁判步入“两难”之境地。但绝不该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公民职业代理人”等突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公民代理辩护收费有关。有的甚至已异化成“司法黄牛”、“诉讼掮客”，轻者行政处罚，重者触犯刑律。民事审判虽应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但也不能无视属于法律渊源的其他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存在，行政具有优益权，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辩护代理人在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受民法调整的同时，其又是行政管理中的相对方，本身也科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上规定的义务。试想，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与当今我国已有的法律服务市场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将有明显冲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那么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的严格限制又有何必要？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执业牟利”，而随之发生的就是法律服务行业的混乱、公民代理的乱象、以及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准的降低；如果某个公民真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并借此获得相应报酬，那么就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通过司法职业等特定考试成为一名获得行政许可的法律职业者；如果神圣法律殿堂“司法黄牛”、“诉讼掮客”也可涉足，那么法律服务市场和庄严法庭将会异变为公民代理“群魔乱舞”的舞台。正因之，对公民辩护代理等法律服务收费必须有必要的限制。笔者断想，最高人民法院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答复的司法指导意义和法律实用价值概源于此。　　　　　　　　　　　　　　　　　　　　

　　新民诉法、新刑诉法对非法律职业公民辩护代理已作了进一步规范，公民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等有偿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将会明显减少。但仍需谨防一些人通过“漂白”身份，再次混入到诉讼活动中来。对公民代理有偿法律内容合同的效力认定，虽不得依照部门规章确认其无效，但针对个案，在委托协议和辩护与代理活动中，只要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籍此向当事人、向被告人收取报酬、作为谋生手段的“公民职业代理人”，无论其代理辩护资格是否适格，未兑现的报酬或代理费，均一律不予保护（正如法律所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该权利已丧失了国家司法强制力的保护系同一法理。);但可根据代理行为的完成情况和公民代理活动中所实际发生的那些合法性费用，仍可予以支持。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深刻领悟最高人民法院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答复的生成过程，似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无论审理合同案件还是侵权案件，无论认定合同的效力还是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都可能会遇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和地方性规章的适用问题。针对个案要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必须兼顾对其他法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和参照。在进行法益考量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正确行使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要解决好法律规范冲突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法律“空白”与法官“造法”的关系，以求得案件裁判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