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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制度之革新探析

何艳芳* 余茂玉**
（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 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基于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其已经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瓶颈”，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革新设想。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讨论案件 革新设想

Analyzing on innov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HE Yan-fang YU Mao-yu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shaanxi，710063)
Abstract: Adjudication Committee is the supreme internal 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courts,it shows active role in judicial practice. But just owing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design and operation procedure,it has been ”the neck of bottle” in the reform of the mode of trial. The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and proposes the perfect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
Keywords: Adjudication Committee;discuss case;the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审委会作为“瓶颈”的负面效应渐趋显现，从而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并且主张在反思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改进完善审委会制度，从而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撰写拙文，以陈管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具体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分析：
1、违背了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1）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未能有效贯彻。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2）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3）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4）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二、革新设想
在考察了我国审委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我们拟从组织构成、工作规则以及审委会委员良知等角度入手提出如下改进设想：
（一）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是实现审委会公正、高效的前提条件。在审委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改变那种论资排辈，且要摒弃那种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状况。在目前，我们可以考虑将审委会组成人员分为若干个层次，例如可分为：（1）常设委员。由院长、副院长、研究室主任担任，参与对所有提交案件的讨论。（2）专职委员。从本院选任若干名精通一门或多门法律的审判人员担任，参与其所精通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案件的讨论。（3）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有关院校、科研机构、专业部门聘请通晓法律或其它与法院审判业务相关的专家、学者若干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咨询意见或参考审判方案，供法院审理时考量。这其实在北京、上海等地早已自觉为之，并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经验。（5） （4）常务办事机构。可设立秘书一名或由研究室指定一成员负责处理审委会的日常事务。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较多法院在自行制定的内部制度上体现出来。如：北京一中院审委会工作规则（6） 第四章第14条就规定：“审判委员会设秘书一人，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委会工作规则（7） 第四章第2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本院研究室。审判委员会的日常活动由研究室负责作出安排”。
（二）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姑且不论制度本身设立的合理与否，制度的运作是制度能否实现其设立鉴于审委会运作方式的不规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1、自行制定审委会工作规范。各级法院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自行制定出审委会工作规范，健全具体的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审委会的工作得以具体落实，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章可循和良性运作。
2、确立回避告知制度并完善回避决定程序。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决定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并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
3、完善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准入”制度。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对何为重大疑难案件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某个案件应否由审委会讨论决定，随意性很大，从而造成审委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负担过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用法律明确界定审委会的受案范围。如何界定，我们倾向于先概括后列举式。即首先通过司法解释对何为疑难复杂案件，作定义性的阐述，而后用列举方式，列出若干目前属于审委会受案范围的重大疑难案件，最后用一弹性条款兜底。
4、审委会讨论案件仅限于合议庭审理案件，并实行部分案件的审委会听审制度。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而言，如果合议庭合议认为疑难、复杂，则可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我们以为，如果合议庭在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是可能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可要求审委会委员到庭旁听，从而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以消除审判分离的缺陷，此举有助于抑制审委会流弊，以促进司法公开和公正。这种制度已有部分地方法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8） 听审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前面所述审委会制度违反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的问题。但如果案件是在合议庭开庭审理后，评议之时才认为需提交审委会的，这时就要求全体合议庭成员共同认真做好向审委会的案件汇报工作，写出高质量的审理报告，详细叙述清楚案件的事实、证据、双方争议的焦点，合议庭的意见分歧等。审委会通过对审理报告的认真审阅来了解案情和审查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关于独任审理的案件是否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问题。我们以为，独任审理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审委会讨论。从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独任审理针对的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依据第142条适用简易程序的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既然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自然不属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地方法院对部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进行讨论，这是与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事实上，如果独任审理的民事案件如果在审理之时发现其并不“简单”，则可以依据司法解释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时如果认为确实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则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刑事案件只有由合议庭审理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方可提交审委会讨论，这就排除了按照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的刑事案件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可能性。对行政诉讼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所以不会发生独任审理的情况，自然就不属此问题探讨范围，况且行政案件多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因此“绝大多数行政案件都会进入审判委员会”。（9） 事实上，独任审理的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在审前程序中发现案件疑难、复杂或者重大均可直接确定由合议庭审理，从而取得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条件。如果在开庭审理阶段发现案件不属简单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则应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并经合议后可提交审委会讨论。所以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不应违背两大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将独任审理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
5、案件呈报制度应做到有章可循。针对司法实践中汇报敷衍和倾向性汇报的现象，应当确立一套汇报制度，承办人员应当书写详细的汇报材料，而非仅限于合议庭倾向认定的部分，不得按照自己的意见任意增删案件事实，误导审委会委员。即使是倾向性意见部分应阐述清楚依据和理由。为确保汇报时委员能够“吃透”案件，要求委员应在讨论前阅卷，从而提高讨论效果，当然这前提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尽量减少。
应当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理报告进行规范化，如对其主要内容就必须要做到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有理有据并且要做到一目了然，具体应当包括：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对案件事实的叙述； 案件的性质，诉讼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法律关系；合议庭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合议庭意见分歧的焦点，各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依据；拟适用的法律条文（若适用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作为裁判依据的，则应当将条文内容详细抄录）；拟作出的裁判内容。另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还应当做到主题明确、问题突出、材料翔实并且要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亦即要阐述清楚：要求审委会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必要性；是否解决该问题对审判工作将产生的影响；解决该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及其依据和理由。（10）
6、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凡是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委会委员应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一旦发现错案就应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三章第25条的规定追究相关委员的违法审判责任。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是承办人汇报不全、错误造成的，追究承办人的责任；如果是表决错误造成的，应追究表决人的责任。即便是院长、副院长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决不应回避。防止客观上存在的一人发言，特别是领导人先发言定调，他人附和的情况。对经常表决错误的委员，说明其不能胜任职责，应考虑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审判委员会职务。（11）
7、审委会应转移目前的工作重心，加强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实践的功能。前面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审委会的任务之一——讨论决定案件提出的，事实上审判委员会还负有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相关问题的任务。各级法院审委会应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将审委会工作重心放在宏观指导审判工作及总结经验上，因为总结审判经验是法律规定的审委会的一项任务和常规工作。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应当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总结推广经验；分析共性案件；借鉴其他法院经验，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审判技巧、策略和规则等等。
此外，审委会委员的自身素质的提高须待体制之完善。我们认为，提高委员素质需要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其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同时确立委员的选拔制度，完善教育培训方式，并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加强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首先，在现行的审委会制度之下，审委会委员的形成过于行政化，致使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这时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新的委员选拔制度，比如我们可以在本院法官中根据综合素质选拔少量委员，从而得以促进本院法官努力工作和提高素质的积极性。其次，应对审委会委员进行教育培训，这里应当包括入选培训和定期轮训。入选培训亦即对新当选的审委会委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是业务方面的内容，还应当包括从宏观上总结审判经验和把握疑难案件的能力，而定期轮训则指的是分期对委员进行日常业务培训。最后，应当促进委员自觉加强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审委会委员在参与个案讨论的之时，应当运用自己的日常工作经验、业务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认真、反复的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的选择。
结束语
审委会制度是基于我国当时国情产生的，尽管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认为尚没有到需要废止之境况，最为现实的思路就是考虑如何去改进完善它，以期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立刻废止”这一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无法实现的想法，与其提出一些虚无缥缈的制度构想，还不如着手思考完善现有制度，或者说分阶段、分步骤地完善现有制度。前述对审委会制度的构思就是这一思路的初步体现。
*本文原载《社科纵横》2004年第6期，此处有增删。

参考文献

（1）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2）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3）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4） 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http://chinalawinfo.com/fxsk/FXKW/articleshow.asp?fid=298
（5） 参见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浅析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

2003年以来，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审判员，从亲自审理的12件刑事自诉案件的情况分析，当事人以及部分代理人或辩护人对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理解不尽一致，为此，笔者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求同仁赐教。
刑事自诉案件，是公民个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直接立案、审理的案件。自诉案件包括三大类，（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三类案件从提起诉讼时，自诉人就需提供相应的证据以支撑自己的控告主张，如果缺乏证据，又不能补充的，在审查立案阶段就会因起诉证据不足，被劝其撤回自诉或由人民法院直接裁定驳回起诉；自诉案件在审理中也会因起诉证据不足，被对方的证据驳倒而败诉。
笔者根据今年所承办结理的12件刑事自诉案件的情况分析，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力，缺乏证据或证据效力差，证据间矛盾多并且无法排除，严重影响着自诉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决，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有的当事人不从自身举证不力去认识问题，反而责怪法院没有保护自己；有的当事人则四处上告、上访或反复缠诉，造成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一）部分当事人仅提供了基本的证据，如有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客观事实但没有相关证据或因种种原因无法提供证据，以致起诉证据不足，不符合立案条件而未予立案。
（二）部分案件虽有自诉人受侵害的客观事实存在，却无相关证据印证，致使受损害一方难于在诉讼中取胜。
（三）有的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反复申请补充证据，开庭审理一次又一次，反而导致证据间矛盾越来越多、案情越来越复杂，变成了难案、积案。
（四）个别案件由于取证不及时，诉讼不及时以致被告方寻机外出躲避，有的案件起诉时被告人已下落不详；有的起诉后被告人畏罪外逃，案件无法审理，被迫中止。
（五）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文化程度低、法律知识欠缺，不知何为证据，怎样举证。以笔者所在的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审结的自诉案件情况为例，当事人身份为农民的占72％，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小学以下的占72％，知道权利被侵犯可以找公安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的占100％，知道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占40％，知道诉讼需提交证据的占13％，在13％的当事人中，知道什么是证据，怎样提供证据的几乎为0。由此可见，要由当事人自行提供较为充分的证据，确实有现实困难。当然，自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农村经济尚不富裕的情况下，有的案件本身就仅为几尺土、几棵菜、小鸡啄了几粒谷子这样的小事引起，当事人如何舍得出几百元乃至上千元钱请人代理、辩护呢？事实上，有的当事人确实还比较贫困，根本就请不起律师，只是求人写一张诉状，眼巴巴望着法院能有个了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六）部分当事人、证人及代理人、辩护人素质较差，导致证据不够客观、真实，甚至提供伪证。打官司，都想赢，但靠什么赢，由于素质的差异，在认识和作法上就各有不同。有的当事人靠拉关系、请吃喝、拉拢一帮人为其作证；有的当事人不善于拉关系或人缘差，找不到人作证；有的证人不顾客观事实，抹不开情面，或为贪图小恩小惠，歪曲事实，作假证；有的证人明明知情却装不知情，不愿作证；有的证人因文化低，对作证的法律责任不了解，没有对所作的证据材料过目，取证人也未征求证人对证言记录的意见，擅自写上“记录无误”字样，让证人糊里糊涂捺上指印；个别代理人、辩护人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按需取证，随意增删、改变证言。特别是证人到庭作证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绝大多数证人根本不会到庭作证，法院也无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
（七）因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事人无法举证。有的自诉案件，因证据本身的原因或当事人、代理人能力不及，无法收集有关证据。如由有关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限制个人查阅、提取的有关资料。当前最普遍的是，医院的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公安派出所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证据材料，需通过组织及档案部门查找的资料等，这些证据，如果苛求必须由当事人提供，必然造成“证据不足”的结局。
要解决好自诉案件证据举证的问题，切实解决好自诉案件的立案、审理及至最终裁决的关系，笔者认为应重视并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宣传、教育。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多年了，但确有一部分群众特别是地处农村或边远山区的群众并不了解刑诉法的基本内容，也不清楚该怎样提起刑事诉讼，如何运用事实、证据和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除了这些地方的人群文化低以外，法律宣传力度和深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法院、司法局等部门过去在对基层调解组织、基层干部进行培训、指导中，重点主要放在民事纠纷的预防、调解处理上，而带扫除法盲性质的普法教育，又多集中在公诉刑事案件、治安违法案件，如扫黄打非、禁毒、铲除农村流氓恶势力、打击抢劫、强奸、盗窃、赌博等方面。今后，应对自诉案件的预防、调解及诉讼要求等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基层调解组织，将一些自诉案件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在诉讼之前，另一方面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加强群众对自诉案件性质、诉讼要求的了解，接受举证责任教育，增强举证意识。
二、立案审查时，对“起诉证据不足” 应区分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
l、当事人有能力举证的，告之应自行举证及该案的举证范围、诉讼时效等规定，使之在一定时间内，主动、积极地取得相应的证据，顺利进入诉讼。
2、当事人有举证能力，但又对如何举证不甚清楚的，应当指导其通过正当途径和合法方法取得证据。有的自诉案件起诉时，自诉人有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客观事实，但缺乏相应的证据，在处理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以证据不足，不符合受理条件，让当事人就此打道回府；另一种做法是审查诉状后，针对当事人诉状或口头陈述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指点当事人应提供哪些证据，在什么时间内完成取证，其所诉案件的诉讼时效为多长等，让当事人经过努力，在起诉阶段提供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或在立案后，通过补充证据来解决证据不足的问题。第二种作法，更合符现阶段大多数自诉人文化低、法律知识欠缺的客观情况，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因证据问题不能立案而产生的缠诉和上访。
3、当事人确无能力举证的，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自诉人起诉时只有一纸诉状，几乎没有其他证据材料，确实不符合立案条件，但通过询问，能够提供较充分的证据线索，准确的证人姓名和地址，仅是由于能力所限，自己无法取得证据的，可告知其通过基层法律机构或基层调解组织，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目前，城乡社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城镇社区、厂矿、农村乡、镇、村、社均有专职或兼职人民调解员，在当地出现纠纷或发生轻微刑事案件时，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机构能够及时了解情况，取得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是较为原始的证据。如果通过这些方法仍然收集不到证据，则可说服自诉人撤诉；坚持不撤诉的，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需要经过侦查的，则应告诉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或由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
4、应建立自诉案件限期举证和证据开示制度。证据比较充分的自诉要件，一般应适用简易程序，当庭举证、质证。但对案情较复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矛盾多、双方证据对等、争执较大的案件，就有必要参照民事、行政诉讼举证规则，对当事人提出举证要求，限定举证时间，组织证据开示。对需补充证据、补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限定在证据开示后一定时间向法院提出，是否准许及留给多少补证时间，由审判人员根据案情确定。纳溪区法院在最近审理的2起较为复杂的故意伤害附带民事赔偿自诉案件中试行上述作法，效果较好。一起案件被告人在收到诉状后提出反诉，但在限定举证时间内不能提供反诉证据，自知理亏，自行找自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了5000余元经济损失，自诉人主动撤诉；一起案件限期举证并组织双方证据开示、固定证据后，防止了双方已放出口风准备进行的证据拉锯战，一次庭审成功，当庭下判，双方服判。
三、在自诉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
（一）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的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需要调查核实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上述规定均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可以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同时明确了行使这一职权的限制和条件，即只能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需要调查核实的情况，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二）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的范围应有所限制。
1、需要特定机关重新勘验、核实并重新出具结论的，如重新勘验、检查、鉴定后作出的新的结论；
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疑问，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完整。如需进一步调取的病历、手术记录、产品质量、工商注册等档案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技术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等；
3、同一证人、同一出证机构对同一事实出具了内容、结论相反的两个证据而又不愿出庭作证的；
4、证人有可能在受到胁迫、引诱情况下作证的；
5、双方证据对峙，对任何一方的证据都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评价的；
6、证据自身存在矛盾，不能排除的；
7、发现有伪证或故意隐瞒证据的；
8、因其他原因或案情需要，法院认为有必要进行查证的。
（三）法院依职权收集、调取、核实证据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
1、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性质、目的不同。当事人举证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辩主张。而法院是为了消除证据中存在的矛盾，排除不真实的情况，进一步查明事实，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法 院调查取证不是代替当事人举证。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落脚点是核实证据，而不是补充证据，更不是帮助当事人行使举证的责任。如果法院的调查取证变成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必然重回过去的老路，加重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负担和难度。须知，法院本身没有侦查权，也不能行使相应的侦查手段；同时，如果法院去行使补证义务，势必造成诉辩双方反复申请法院调查，使审判人员陷于不能自拔的尴尬地步。刑诉法规定举证责任在于当事人，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只有当事人确实无法取得的那部分证据，法院才有必要依法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提取。
3、 法 院调查取证应在审理过程中，而不是审理之前。自诉案件能否立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在于自诉人所起诉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在开庭审理中，审判人员对自诉人或被告人提供的证据有疑问，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则可宣布休庭，依法对证据调查核实。法院若在立案前开展调查取证，就有可能给当事人形成法官偏袒一方的错觉，或出现法官自己产生先入为主的倾向。
4、 法 院调查取证，有利于查清事实，保障审判活动顺利进行。在一些自诉案件中，确实存在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举证不实，甚至伪造证据、或提供伪造的证据，指使、引诱、胁迫他人作伪证或以威胁、利诱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情况，如果法院不进行核实，既难以确认证据真伪，又不能有效制裁伪证行为。纳溪区法院在审理自诉人郑强诉彭龙剑故意伤害案中，被告人提供了3个证人的证言，与自诉人提供的其中２个证人的证言有的内容完全相反，有的差异较大，合议庭认为有必要进行核实。休庭后，办案人员到案发地找到这３个证人，经核实，查明被告人出示的３份证言系伪证。恢复庭审后，合议庭出示查证的材料并当庭认定，自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意见，当庭宣判后，双方服判。随即，又对提供伪证的被告人之父作出处罚。当地群众反应很好。
综上，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当事人不能依赖法院为自己收集证据，法院不能为当事人越俎代庖。对确有必要需查证核实的案件事实，法院也不得推诿，从而保证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质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林 万 泉 兰平

（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