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在职革命残废军人残废金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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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检察院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新途径之探析

王 向 林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经济文化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大规模调整、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涌入司法领域的今天，如何在行使检察职能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从国家工作大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法律监督机关当前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结合基层院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实践，从三个方面进行粗浅探究。
　　一、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转变执法观念是根本
　　执法观念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是固守单纯法律监督、就案办案、办案越多成绩越大的陈规老矩，还是创新思维方式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同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机统一起来，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成效。执法办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陈旧落后的执法观念已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检察机关的新期待、新要求，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转变。一要转变单纯的法律监督观念，树立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不用置疑的政治使命的思想。国家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目的就是要求检察机关担当起维护公平正义重任，在国家事务和全体公民中建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保证社会政局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不断深入，各种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使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和各种治安案件持续高发，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检察工作领域。单纯的法律监督观念已不适应党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同时，要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执法工作，深刻认识自觉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应确立的工作定位和工作标准。二要克服简单的就案办案观念，树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是检察机关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的思想。执法实践证明，就案办案，不在办案（特别是办理因民事行为引发的伤害案件）过程中析事说理，以案释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会使矛盾激化，造成往往是前面的案件办结了，由此派生出来的案件又出现了。只有在办案中把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把维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点，把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作为检察工作的关键点，检察工作才能在执法中避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被动局面。三要转变办案越多政绩越大的观念，树立“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是检察机关追求执法效果的根本目标的思想。执法办案的效果是什么，怎样衡量一个单位、一个人的政绩，曾有疑惑。不少同志认为：审理、查办的案件越多，说明成绩越大，一度出现批捕、起诉评先进以审理案件多少为标准，自侦部门立功授奖，以查办案件数量为尺度，忽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效果是要充分体现化解冲突、消除矛盾、案结事了、定纷止争、息诉罢访、维护秩序的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本人认为，衡量法律监督工作成效，不仅要看办理了多少案件，开展了多少次专项斗争，接待了多少群众诉访，更要看化解了多少矛盾，是否做到了“案结事了”。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案件审结不少、矛盾消除不了，查办案件不少、群众诉求不断的片面追求办案指标的被动做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落实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突出办案效果是关键
　　社会处于深刻变革的今天，人民内部矛盾凸现的诱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盘根错节，纷繁复杂。如何争取化解矛盾的主动权？本人认为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注重三个效果统一时必须把讲究办案社会效果放在突出位置，以人为本，尊重人们的平等地位、合法权益，遵循执法想到稳定，办案想到和谐。坚持亲民、务实、公平、正义，把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着力点放在加强控申接访，讲究政策策略，坚持释法说理上。
　　加强控申接访就是要求从接访工作入手，积极探索解决涉法涉检上访问题的有效途径，认真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止息在检察环节。针对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涉法涉检上访增多的特点。一要注重窗口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从规范工作程序入手，在信访接待工作中推行“五心”（爱心、热心、诚心、耐心、细心）、“一化”（人性化）、“五不准”（不准大声询问、不准推诿拖拉、不准指手划脚、不准只听不记、不准敷衍搪塞）工作方法，要求干警树立文明接待意识，对来访者热情接待，做到递茶、让座，使其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营造和谐文明接待氛围。二要严格值班制度，做到有访必接。无论什么情况，控申部门都有至少两名干警在接待室负责接待工作，不能出现因接访不到位使到检察机关上访求助的群众吃“闭门羹”。认真落实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坚持变坐堂接访为带案下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巡访，着力解决信访积案和难案。三要落实首办责任，做到有案必办。现实生活中，群众普遍认为检察机关是控告申诉的最好去处，因而有关法律方面诉求往往找检察机关的多，对于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权益的举报控告、刑事申诉和赔偿等处理不好，便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或越级上访。在信访接待中必须认真落实首办责任，采取定专人、定期限、定责任的方法，对群众有关涉法涉检上访案件做到每件必查，切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只有这样，社会矛盾化解从源头治理才能得到落实。
　　讲究政策策略，就是要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谋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宽严相济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在执法过程中，把这一重要政策贯穿办案全过程，无论是批捕、起诉审查案件还是自侦部门查处案件，都要充分考虑案件的特定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综合因素，准确把握和充分用好这一政策，即不片面强调从严也不片面追求从宽，对那些严重暴力犯罪，坚决依法从严，对具备从宽情节的，从尽量减少社会对抗角度出发依法从轻，不单纯地从执法角度出发来处理案件。对每一件案件的审查和处理，都要看是不是化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能不能促使双方当事人息事和解，会不会引起新的上访诉求，从政策策略上讲究办案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矛盾化解。
　　坚持释法说理，就是在严格公正廉洁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调解疏导、教育引导双方当事人依法维权，有序维权，合理表达诉求，让当事人了解和理解繁杂的法律规定和深奥的执法原则，促使矛盾纠纷当事人接受检察机关执法决定进而罢访息诉，把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
　　三、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完善执法机制是保障
　　一是整合接访衔接协调机制。执法实践证明，大多数申诉人的愿望在未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通过缠诉或继续上访形式反映诉求，导致检察机关常常要面对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基层院各业务科室分散式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此，必须建立各业务科室衔接协调接访机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联系制度，实行检务接待一站式办公，把各业务科室和检务接待工作连接协调起来，整合接访资源及各类检务来访接待工作，对来访人提出的问题及时办理和答复，以此提高便民诉求程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建立司法诉求通报机制。社会深刻变革的今天，大量的非管辖类的司法诉求进入检察机关，对那些既不能推诿，又不能化解的群众诉求，基层检察院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纪检、监察以及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在这些单位聘请信访联络员，依托信访网点，通报信访信息，共同做好息访息诉工作，解决群众司法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三是完善案件线索风险评估机制。自侦部门在对案件初查前，对其线索要进行风险综合评估，不仅要评估线索的成案率，更重要的是评估初查可能带来的矛盾。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案件的办理，要进行“三个效果”的评估，防止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对查办案件中引发出的新矛盾，要组织检察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把排查化解矛盾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四是推行刑事和解机制。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在坚持公正执法、规范执法行为的同时，对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对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推行刑事和解，是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基层院要依法用足用活。如本县石包乡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为浇水与同村村民赵某发生争吵，继而发生厮打，在厮打中张某将赵某的左小腿踢成骨折，构成轻伤，赵某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张某刑事责任，并赔偿损失2万元。公安机关建议赵某到法院自诉，赵某不同意，公安机关经多次调解，由于双方争吵激烈，一直不能达成协议。后公安机关以公诉案件报捕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我院没有放弃做化解矛盾的工作，为避免矛盾激化，达到修复邻里关系的目的，经侦监、公诉部门多次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张某支付赵某各种费用15000元，赵某对张某表示谅解，不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依　　据《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对张某不起诉，使一起已经激化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实践证明，刑事和解是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效方法。五是推行不捕不诉听证制度。凡属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一律实行听证制度，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不批捕、不起诉权力得到正确运用，在正确运用检察权中使社会矛盾得到化解。
　　总之，基层检察机关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为目标，在检察工作中着力工作细节，遵循检察工作规律，不断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若干问题的探讨

王明水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者定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产生未婚夫妻身份。按照传统习俗和习惯，订立婚约时往往要求一方或双方给以对方一定的财物，这里将按习俗、习惯给付的财物称为“彩礼”。然而，订立了婚约，不等于双方将来就一定会结婚，一旦双方结婚不成，就会对此期间的财产往来形成纠纷，且诉讼到法院的也越来越多。对婚约财物纠纷如何处理，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对这类案件的认识迥异，适用法律不尽相同，尽管今年四月一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对彩礼返还问题作了的规定，但要做到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处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明析，本文试就作点浅薄的探讨，以请教于同行。
一、彩礼的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婚约关系的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订立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认为婚约是一种契约之债，所以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婚约的效力较大，认为婚约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契约行为，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可追究毁约的违约责任。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未作规定， 在我国结婚登记是男女双方形成夫妻关系的法定要件。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定夫妻关系。"由此可见，在我国男女双方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是唯一条件。婚约，只是男女之间愿意成为夫妻的一种愿望，是以日后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婚约不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可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也可一方向对方提出解除。一方毁约的，对方不能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能要求毁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关于彩礼的性质
关于彩礼的性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赠与行为，也有人认为是不当得利，还有人认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不正确：
首先，给付彩礼的行为不是普通的赠与行为。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无偿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的行为，具有无偿性、单务性的特征。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外，赠与人在赠与物未交付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但赠与物一旦交付受赠人，除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外，赠与人不得要回赠与物。而婚约中给付彩礼的行为，形式是赠与，其实与民法上的赠与存在差异，往往不是当事人真正心甘情愿主动给付的，是迫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将以后与之结婚作为附加条件，因此它不是一种普通的赠与行为。
其次，接受的彩礼不是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本质上讲，给付彩礼的一方是基于当地习惯主动赠与的，接受彩礼也是基于当地习俗、习惯，不是出于索取，即有合法依据，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
再次，接受彩礼不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是被《婚姻法》所明文禁止的，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而订立婚约给付彩礼，是一种民间习俗，是一种当地习惯做法。这种习俗或习惯虽然不提倡，但尚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彩礼问题不具有违法性。
笔者认为，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确应属于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为目的，而是以将来有一天对方能与自己结婚为附加条件的。因此，这种因婚约赠送彩礼的行为是《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的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婚约的解除，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赠与人。
四、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实际生活中，婚约彩礼的给付、接受，并不是仅在婚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直接发生，往往是一方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婚约财物纠纷诉讼，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目前，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婚约财物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统一。笔者认为，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以下情形：（1）、彩礼的给付、接受，只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彩礼成为了接受人的个人财产，诉讼主体可列男女本人；（2）、彩礼的给付、接受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或发生在双方父母、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但给付的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如果象这种情形诉讼主体只列男女本人，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因为给付的彩礼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的财产被接受的家庭占有，只列男女本人，给付方的权利会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法院判决返还的彩礼也得不到执行。
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已于2004年4月1日施行，该司法解释对婚约过程中的彩礼处理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笔者认为根据该规定，因婚约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的，原则上收受的彩礼应是全额返还。
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处理婚约过程中男女双方所给付的财物时，必须把握：（1）、“彩礼”是按风俗、习惯给付的，并不是真正出于心甘情愿赠送的，往往是出于行情和压力不得不给；（2）、完全出于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给付人要求对方返还的，接受人可不予返还；（3）、平时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属于正常的交际往来，不属于彩礼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