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军人和国家行政机关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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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军人和国家行政机关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的通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军人和国家行政机关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的通知
民政部、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财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财政局：
最近，国务院对机关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做了调整，一些单位和民政部门询问这些新增加的离退休费是否可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经与人事部研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决定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后，财政部、劳动部、人事部、民政部、国家教委《关于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和适当增加职工工资等问题的通知》(［91］财综字第44号)规定，经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6元；总后勤部《关于军队贯彻国务院调整粮油统销价格后有关补偿问? 獾耐ㄖ?［1991］后财字第321号) 规定，给军队离退休干部每人每月增加10元，离退休职工和退休志愿兵每人每月增加6元。上列各项均列入离退休费，应计入一次性抚恤金。
《国务院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龄津贴标准的通知》(国发［1991 ］74号)对离退休人员按离退休前的实际工龄增加的离退休费，应计入一次性抚恤金。《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的通知》(国发［1992］ 28号)对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及《
军队贯彻国务院关于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的通知》(［1992］后财字第301号) 对军队离退休人员增加的离退休费，应计入一次性抚恤金。
二、今后，军队和国家行政机关离休、退休人员凡按国家规定计入离退休费基数或直接增加的离休、退休费，均应计入一次性抚恤金；续此之外增加的津贴、补贴等项目，不得计入一次性抚恤金。
三、上述规定，从有关文件规定的执行时间起开始执行。
199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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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统计如何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
垦利县劳动就业办公室 王国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和“缓震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统计（以下简称社保统计）如何适应形势需要，如何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是当前各级社保统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县级社保统计工作要为保障事业服务，应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社保统计数据力求“实事、求是”
社保统计数据是反映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情况的“睛雨表”和“指示仪”，社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是社会保障事业的“生命线”。社保统计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首要任务是力求社保统计数据“实事、求是”。
（一）夯实基层社保统计工作基础
社保统计数据是当期社会保障能力的体现，也是制定下一步保障政策的有力依据，所以社保统计工作应该是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县这一级来看，首先应建立健全县社保统计体系。各基层参保单位必须选好配强社保统计力量，形成以县级社保统计机构为中心，上联上级社保统计机构，下联各基层参保单位的功能完善、运转协调、服务高效的统计体系。其次是不断提高社保统计人员素质。基层社保统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钻研新的统计理论，定期对上岗人员进行政治、业务和技术培训，并进行严格考核，逐步使从事社保统计工作的基层人员既具有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技能。
（二）严格数据审核把关程序
实行严格的数据审核把关制度，是在社保数据统计的各个环节设置必要的数据质量保护屏障，避免数据不实，杜绝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一是对增减幅度异常的指标数据，在要求基层参保单位作出书面说明的同时，还须有重点地抽查验证。二是所有专业人员要从依法行政的高度，看待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严肃性，从平衡关系、逻辑关系、对比关系、衔接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科学评估，确保社保统计数据质量。三是实行严格的数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对哪级出现的问题追究哪级的责任，对哪个险种出现的问题追究哪个险种责任人的责任。
（三）推进社会保险依法统计进程
社保依法统计是社保统计成熟的标志，唯有实行社保依法统计才能保障良好的社保统计工作秩序，才能以真实可靠的社保统计数据更好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要坚持抓“制度建设”。例如我县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垦利县社保统计管理规定》、《垦利县社保统计执法检查规定》等3个规范性文件，建立了县级统计工作规范性文件体系，为加强全县社保统计管理提供了依据。二要坚持抓普法。持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保险统计知识培训、讲座、竞赛等多种形式的统计普法宣传活动，营造依法进行社保统计的良好社会氛围。三要坚持抓执法。既要敢于执法，有力遏制社保统计违法行为；也要善于执法，不断充实执法力量，不断提高社保统计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增强法制意识和执法监督能力，促使社保统计工作健康运行。
二、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力求“适时、适需”
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既关系到社保统计数据质量，又决定着社保统计工作效率，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是十分重要的。县级社保统计机构在承担上级社保统计部门调查任务的同时，还承载着来自各乡镇和同级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多元需求。同时，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与之相适应，统计方法改革应该常抓不懈。因此，县级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适时、适需调整社保调查内容
立足县域社保统计特点，一是在执行国家社保统计制度和社保统计方法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对社保统计指标体系进行整合，完善反映用工规模和水平的指标，充实反映社保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新增反映社会稳定的指标，积极尝试建立一套统计指标不多、组合功能较强、易于操作、能“快、精、准”反映社保状况的县域社保主要指标体系，以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保发展模式的变化与特点，增强社保统计工作为本级政府服务的功能。二是追踪政府的宏观决策，积极开辟社保统计调查新领域，及时、全面地为政府重大决策的实施提供服务，为本级部门的重大工作提供服务。例如除完成好上级部门统计指标以外，编制既满足政府劳动保障宏观调控的需要，又为本部门当前重大工作提供高效服务的统计指标体系。三是积极研究尝试开展涵盖社保、就业等多领域的调查，监测和评价统计指标体系。
（二）适时、适需调整社保调查频率
首先要遵循统计调查原则，凡一次性统计调查能满足需要的不搞经常性调查，凡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科学推算能够满足需要的不搞全面调查，凡年度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搞月、季、半年调查。其次，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不同的调查内容，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调查频率，提高快速反映能力，以灵活多变的调查方法，跟踪观察复杂多变的统计对象，以满足多层次、多部门、多目标的统计信息需求。
（三）适时、适需调整调查手段
随着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统计调查手段提供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和便利，社保统计在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信息管理的同时，应积极研究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高效准确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
三、社保统计服务力求“全面、高效”
社保统计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就是要为党委、政府制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服务，为社会公众选择理性行为提供科学、准确、及时、有效的社保信息咨询服务。
（一）强化对社保形势的监测
监督职能是社保统计数据准确反映保障事业发展状况的根本保证。首先是要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制度。社保统计专业人员要定期或者根据需要随时深入相关部门、企业调研，掌握真实情况，取得第一手资料，做到对每个基层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保证基层数据质量。其次是加强对社保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判断，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重点指标的变化情况，善于发现社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关注社保事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正确判断和把握形势。我县社保统计机构通过建立完善各险种月度形势报告制度、季度社保形势分析评估制度，不断提高对社保形势的监测预警水平，促使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发展。
（二）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
咨询功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统计信息资源，深入开展分析和专题研究，为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可供选择的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县级社保统计要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重点是加强统计分析，做好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统计分析要由过去简单的就数论数，数字文字化，转到对数字背后的深层关系进行分析，对数字背后的社会保障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大大丰富社保统计工作内容，提高社保统计产品（统计报表、统计分析、统计调研报告等）的质量。我县社保统计机构通过实行重点课题责任制度、统计分析定期评估制度、热点问题及时追踪制度等等，统计分析质量持续提高，诸多合理化意见和建议进入县政府决策。
（三）创新信息服务载体
信息服务是社保统计的基本职能，为公众选择理性行为提供科学、准确、及时、有效的社保统计信息服务是社保统计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体现。因此县级社保统计信息服务必须正确把握好为上级业务部门，为县委和县政府，为基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方向，针对不同对象，确立不同的服务重点，适应各方面需要，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展社保统计信息服务的领域与空间。通过统计报刊、统计网站，相互交流社保统计工作经验。实践证明，通过依托并不断创新这些服务载体，拉近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党委政府领导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社保统计与基层单位及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区域社保统计工作之间的距离，社保统计工作的地位亦相应攀升，社保统计工作的环境亦相应趋暖，社保统计工作的天地亦越走越宽。
从退补情况析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卢桂荣、郭小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退回补充侦查和侦查部门撤回案件的现象，进而发现与侦查部门的侦查意识、态度和谋略相关。因此，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也即公诉引导侦查取证。
【关键词】 补充侦查 一次退补 二次退补 公诉引导侦查
为更好地适应庭审改革对公诉证据的要求，积极探索“侦、检”配合的新举措，我院公诉处对近两年来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退补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以求提高办案效率。
一、两年来退补案件的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1年顺义检察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1]，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二次退补案件17件。2002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11件，其中退补案件187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补案件148件；二次退补案件39件。
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呈现上升态势。
（二）基本特点
1、从补充侦查事项上看，多而集中。在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绝大部分要求补充侦查的事项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明、赃物移送、证人证言、抓获经过以及排除证据矛盾，而就法律手续、法律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要求补充侦查事项相对较少。
2、从补充侦查案件类型来看，一人多起、多人多起案件较多。在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其中58起是属于一人多起或者多人多起案件，占61.05%。因为此类案件相对于一人一起的案件比较复杂，难免会顾此失彼。
3、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案件。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有67起为该四类案件，而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有134起为该四类案件。
4、从补充侦查质量来看，一次补侦质量较高，二次补侦质量相对较低。2001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82.1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79.14%；2001年经二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29.4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35.89%。
（三）具体特征
1、一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缺少辅助证据材料。如赃物未随案移送、未附送身份证明材料、缺少抓获经过等。根据公诉部门证据标准，此证据材料直接与案件定性相关联，如身份证明材料证实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2]，而在某些案件中刑事责任年龄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因此，要求侦查部门进行补侦，既是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要求，更是公正执法的需要。
二是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尤其在共同犯罪中，仅有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虽供述趋向一致，但无相应物证、书证或视听资料加以印证情况，一般要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例如，高某、路某、李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三犯罪嫌疑人所作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但缺少相关的帐目、对帐单、收据凭证等书证材。此种情况，不符合提起公诉标准，因此需要退回侦查部门进行补充侦查。
三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在多人、多起的复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矛盾、同案犯之间供述不一致以及口供与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的情况较多。例如，我们办理崔某等人抢劫、盗窃案时发现，在案卷中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李某分别同崔某和田某盗窃摩托车的供述，又有证据证实崔某与田某根本不相识也没有共同实施盗窃行为，故存在明显矛盾，而侦查部门对此未加以排除直接移送检察机关。
四是个别承办人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因为按照刑诉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这样，在案件数量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个别办案人员随意行使退查自由裁量权。
2、二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补侦质量不高，退而不查，或查而不清。表现为：一方面侦查人员未按照退补提纲要求进行补侦，可以找的证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证、书证不去查，往往以“查不清，找不到”为由，用工作说明来敷衍；另一方面虽进行了补侦，但不到位，反局限于机械地询问证人，补查的书证内容不清，证明力弱[3]。例如张某某等人强奸案，检察机关制作的退补提纲中明确要求补侦案发当晚在现场的证人证言材料，以证实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但从侦查部门补查重报的材料看，证人所言要么不清楚，要么轻描淡写，其证明力极弱。
二是形式大于内容，为补侦而补侦。侦查部门往往根据公诉部门制作的退补提纲，象征性地开出补侦“药方”。在李某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案的补侦卷中，我们看到，一侦查员从9：50--17：50几乎没间断地在询问证人，而且在14：20--15：50和14：10--16：10的两份询问笔录中均有该侦查员签字，违背了基本的取证形式合法性原则。
三是侦查部门补侦不能，坚持重报。由于侦查人员在初查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错过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证据材料即使补充侦查证据也难以收集，甚至不能收集。例如邢某故意伤害案，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被害人张某其前后3次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以及在场证人施某证言也是前后矛盾，侦查人员没有及时核实并补充证据。由于时间推移，记忆模糊甚至遗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均于事无补。
（四）主要原因
1、侦查队伍结构变化和侦查机构内部改革所致
从顺义区刑侦人员的年龄上看，近年来刑侦人员队伍结构趋于年轻化，活力强、干劲足，应该说这种变化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和促进社会的稳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其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庭审意识相对较弱，实践中存在案件告破但质量不高的现象。从侦查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上看，2001年年终，顺义区公安分局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侦查、预审合一。过去预审担负着案件深掘和公诉前置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侦查的质量；现在“侦审一体化”寓预审于侦查中，改革的初衷是为避免取证的盲目性、无序性，但根据我院2001年和2002年两年来案件退补情况分析，侦审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仍亟待完善。虽然在2002年下半年，又成立了预审大队，但在人员配合，财、物保障上仍不理想，影响了预审功能的发挥。
2、侦查机关缺乏必要的奖惩量化考核制度
从公安机关关于干警奖惩量化考核制度规定上看，案件侦破常与侦查人员奖惩直接挂钩，而与最终能否提起公诉联系并不大。经济杠杆无形中导致侦查人员形成“重破案，轻审查”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证据收集和固定的质量。
3、庭审制度改革，确立“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
从法院庭审改革来看，新的庭审模式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围绕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罪名全面举证，并就证据是否真实、充分，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与被告人及辩护人展开法庭辩论。如果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可以当庭作无罪判决。这无疑增加公诉人指控的难度，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4、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
从移送的案卷材料来看，“人证”仍是侦查的中心。而“人证就像水上的浮萍，物证、书证却能够固定浮萍”，但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侦查员往往对物证和书证重视程度不够，尤其表现为物证的提取过程。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行为人用刀将被害人杀害，刀在现场，并且刀上粘有被害人的血液。侦查步骤应为：第一步提取刀上指纹，进行鉴定，将行为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二步鉴定刀上的血液，将被害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三步对此刀进行妥善保管，以备当庭出示。但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目前侦查实践针对此类案件通行的做法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刀的特征，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以及随案移送的刀，未能体现出此刀的特殊性。此外，在提取刀时忽视了物证的提取形式和必要保全：多人直接触摸，甚至有的锈迹斑斑。这样，如何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从侦查讯问的技巧上看，直接和诱导方式时有发生。如“当时，你手里没拿工具？”与“当时，你手里有没有拿工具？”不一样。行为人正在犹豫交代之际，经侦查员的诱导提醒立即否认，反映出侦查人员的侦查意识、侦查思路不明。
从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的制作上看，有些多人、多起案件的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较为零乱。审查起诉此类案件时，不得不在理清头绪上耗费大量时间，因为部分案卷并不是按讯问或询问的先后顺序来装订，移送的案件事实也不是根据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列举。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侦查人员的责任意识不是很强，抱有对检察机关的依赖心理。
5、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
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进一步审查，直接移送公诉部门；二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罪名等同于起诉罪名，即便原先对罪名有不同的认定，也完全依照侦查监督部门的意见收集证据，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不再收集[4]。实质上诉讼各阶段对证据要求的标准、等级是不一样的，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对证据的要求也相应越来越高。例如张某抢劫案，侦查监督部门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罪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也即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个罪名移送至公诉部门。经认真审查发现，依据公诉的证据标准和所有的证据材料应定张某抢劫罪。这种情况说明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时，起诉意识、庭审意识有所欠缺。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必要性及分析
（一）对公诉引导侦查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共同履行追诉职能即“大控方”的角色。
一是从诉讼阶段上看，侦查环节处于诉讼的起始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较强，但远离审判阶段，把握证据要求能力相对较弱；公诉环节处于诉讼的中间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弱于侦查环节，因衔接审判环节，具有较强的证据把握能力。若将侦查环节的侦查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标准能力的强项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克服侦查证据的盲目性、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司法资源浪费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体现“检、警一体化”的大控诉模式。
二是从诉讼流程上看，侦查部门负责“提出主张”，公诉部门负责“证明主张”，其目的和任务具有同一性。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直接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部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也离不开侦查的证据材料，共同承担诉讼的风险。因此，从此意义上讲，侦查与公诉是一体的。
三是从侦查制度的来源看，侦查制度的独立源于国家公力救济的垄断。在国家公力救济之前，其侵权行为[5]（含概违法犯罪行为）诉讼方式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原则上不得委托他人代理[6]的私人救济，侦查与起诉均由当事人自己完成。随着私刑权的禁止和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侦查与公诉相对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部门。据此可知，侦查与公诉的一体化具有历史渊源。
（二）对公诉引导侦查的现实分析
1、公诉引导侦查是新型检警关系的需要
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型诉讼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不但无权主导侦查，还要受制于侦查部门[7]。在这种诉讼构造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而侦查部门也困于提供优势的动态协作。现行诉讼构造和侦控模式的缺陷表明，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应由“侦查为中心”变为“审判为中心”、由“检察机关不主导侦查”变为“检察机关主导侦查”。这种新型的诉讼结构和侦控模式，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强化检警互动协作。
垦利县劳动就业办公室 王国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和“缓震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统计（以下简称社保统计）如何适应形势需要，如何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是当前各级社保统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县级社保统计工作要为保障事业服务，应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社保统计数据力求“实事、求是”
社保统计数据是反映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情况的“睛雨表”和“指示仪”，社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是社会保障事业的“生命线”。社保统计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首要任务是力求社保统计数据“实事、求是”。
（一）夯实基层社保统计工作基础
社保统计数据是当期社会保障能力的体现，也是制定下一步保障政策的有力依据，所以社保统计工作应该是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县这一级来看，首先应建立健全县社保统计体系。各基层参保单位必须选好配强社保统计力量，形成以县级社保统计机构为中心，上联上级社保统计机构，下联各基层参保单位的功能完善、运转协调、服务高效的统计体系。其次是不断提高社保统计人员素质。基层社保统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钻研新的统计理论，定期对上岗人员进行政治、业务和技术培训，并进行严格考核，逐步使从事社保统计工作的基层人员既具有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技能。
（二）严格数据审核把关程序
实行严格的数据审核把关制度，是在社保数据统计的各个环节设置必要的数据质量保护屏障，避免数据不实，杜绝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一是对增减幅度异常的指标数据，在要求基层参保单位作出书面说明的同时，还须有重点地抽查验证。二是所有专业人员要从依法行政的高度，看待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严肃性，从平衡关系、逻辑关系、对比关系、衔接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科学评估，确保社保统计数据质量。三是实行严格的数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对哪级出现的问题追究哪级的责任，对哪个险种出现的问题追究哪个险种责任人的责任。
（三）推进社会保险依法统计进程
社保依法统计是社保统计成熟的标志，唯有实行社保依法统计才能保障良好的社保统计工作秩序，才能以真实可靠的社保统计数据更好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要坚持抓“制度建设”。例如我县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垦利县社保统计管理规定》、《垦利县社保统计执法检查规定》等3个规范性文件，建立了县级统计工作规范性文件体系，为加强全县社保统计管理提供了依据。二要坚持抓普法。持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保险统计知识培训、讲座、竞赛等多种形式的统计普法宣传活动，营造依法进行社保统计的良好社会氛围。三要坚持抓执法。既要敢于执法，有力遏制社保统计违法行为；也要善于执法，不断充实执法力量，不断提高社保统计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增强法制意识和执法监督能力，促使社保统计工作健康运行。
二、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力求“适时、适需”
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既关系到社保统计数据质量，又决定着社保统计工作效率，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是十分重要的。县级社保统计机构在承担上级社保统计部门调查任务的同时，还承载着来自各乡镇和同级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多元需求。同时，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与之相适应，统计方法改革应该常抓不懈。因此，县级社保统计调查方法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适时、适需调整社保调查内容
立足县域社保统计特点，一是在执行国家社保统计制度和社保统计方法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对社保统计指标体系进行整合，完善反映用工规模和水平的指标，充实反映社保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新增反映社会稳定的指标，积极尝试建立一套统计指标不多、组合功能较强、易于操作、能“快、精、准”反映社保状况的县域社保主要指标体系，以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保发展模式的变化与特点，增强社保统计工作为本级政府服务的功能。二是追踪政府的宏观决策，积极开辟社保统计调查新领域，及时、全面地为政府重大决策的实施提供服务，为本级部门的重大工作提供服务。例如除完成好上级部门统计指标以外，编制既满足政府劳动保障宏观调控的需要，又为本部门当前重大工作提供高效服务的统计指标体系。三是积极研究尝试开展涵盖社保、就业等多领域的调查，监测和评价统计指标体系。
（二）适时、适需调整社保调查频率
首先要遵循统计调查原则，凡一次性统计调查能满足需要的不搞经常性调查，凡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科学推算能够满足需要的不搞全面调查，凡年度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搞月、季、半年调查。其次，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不同的调查内容，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调查频率，提高快速反映能力，以灵活多变的调查方法，跟踪观察复杂多变的统计对象，以满足多层次、多部门、多目标的统计信息需求。
（三）适时、适需调整调查手段
随着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统计调查手段提供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和便利，社保统计在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信息管理的同时，应积极研究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高效准确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
三、社保统计服务力求“全面、高效”
社保统计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就是要为党委、政府制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服务，为社会公众选择理性行为提供科学、准确、及时、有效的社保信息咨询服务。
（一）强化对社保形势的监测
监督职能是社保统计数据准确反映保障事业发展状况的根本保证。首先是要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制度。社保统计专业人员要定期或者根据需要随时深入相关部门、企业调研，掌握真实情况，取得第一手资料，做到对每个基层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保证基层数据质量。其次是加强对社保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判断，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重点指标的变化情况，善于发现社保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关注社保事件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正确判断和把握形势。我县社保统计机构通过建立完善各险种月度形势报告制度、季度社保形势分析评估制度，不断提高对社保形势的监测预警水平，促使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发展。
（二）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
咨询功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统计信息资源，深入开展分析和专题研究，为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可供选择的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县级社保统计要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重点是加强统计分析，做好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统计分析要由过去简单的就数论数，数字文字化，转到对数字背后的深层关系进行分析，对数字背后的社会保障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大大丰富社保统计工作内容，提高社保统计产品（统计报表、统计分析、统计调研报告等）的质量。我县社保统计机构通过实行重点课题责任制度、统计分析定期评估制度、热点问题及时追踪制度等等，统计分析质量持续提高，诸多合理化意见和建议进入县政府决策。
（三）创新信息服务载体
信息服务是社保统计的基本职能，为公众选择理性行为提供科学、准确、及时、有效的社保统计信息服务是社保统计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体现。因此县级社保统计信息服务必须正确把握好为上级业务部门，为县委和县政府，为基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方向，针对不同对象，确立不同的服务重点，适应各方面需要，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展社保统计信息服务的领域与空间。通过统计报刊、统计网站，相互交流社保统计工作经验。实践证明，通过依托并不断创新这些服务载体，拉近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党委政府领导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社保统计与基层单位及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区域社保统计工作之间的距离，社保统计工作的地位亦相应攀升，社保统计工作的环境亦相应趋暖，社保统计工作的天地亦越走越宽。
从退补情况析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卢桂荣、郭小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退回补充侦查和侦查部门撤回案件的现象，进而发现与侦查部门的侦查意识、态度和谋略相关。因此，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也即公诉引导侦查取证。
【关键词】 补充侦查 一次退补 二次退补 公诉引导侦查
为更好地适应庭审改革对公诉证据的要求，积极探索“侦、检”配合的新举措，我院公诉处对近两年来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退补情况进行调研、分析，以求提高办案效率。
一、两年来退补案件的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1年顺义检察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1]，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二次退补案件17件。2002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11件，其中退补案件187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补案件148件；二次退补案件39件。
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呈现上升态势。
（二）基本特点
1、从补充侦查事项上看，多而集中。在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绝大部分要求补充侦查的事项为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明、赃物移送、证人证言、抓获经过以及排除证据矛盾，而就法律手续、法律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要求补充侦查事项相对较少。
2、从补充侦查案件类型来看，一人多起、多人多起案件较多。在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其中58起是属于一人多起或者多人多起案件，占61.05%。因为此类案件相对于一人一起的案件比较复杂，难免会顾此失彼。
3、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案件。2001年退补的95起案件中有67起为该四类案件，而2002年退补的187起案件中有134起为该四类案件。
4、从补充侦查质量来看，一次补侦质量较高，二次补侦质量相对较低。2001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82.1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79.14%；2001年经二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29.41%，2002年经一次补充侦查起诉的为35.89%。
（三）具体特征
1、一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缺少辅助证据材料。如赃物未随案移送、未附送身份证明材料、缺少抓获经过等。根据公诉部门证据标准，此证据材料直接与案件定性相关联，如身份证明材料证实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2]，而在某些案件中刑事责任年龄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因此，要求侦查部门进行补侦，既是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要求，更是公正执法的需要。
二是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尤其在共同犯罪中，仅有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虽供述趋向一致，但无相应物证、书证或视听资料加以印证情况，一般要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例如，高某、路某、李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三犯罪嫌疑人所作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但缺少相关的帐目、对帐单、收据凭证等书证材。此种情况，不符合提起公诉标准，因此需要退回侦查部门进行补充侦查。
三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在多人、多起的复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矛盾、同案犯之间供述不一致以及口供与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的情况较多。例如，我们办理崔某等人抢劫、盗窃案时发现，在案卷中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李某分别同崔某和田某盗窃摩托车的供述，又有证据证实崔某与田某根本不相识也没有共同实施盗窃行为，故存在明显矛盾，而侦查部门对此未加以排除直接移送检察机关。
四是个别承办人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因为按照刑诉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这样，在案件数量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个别办案人员随意行使退查自由裁量权。
2、二次退补具体特征
一是补侦质量不高，退而不查，或查而不清。表现为：一方面侦查人员未按照退补提纲要求进行补侦，可以找的证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证、书证不去查，往往以“查不清，找不到”为由，用工作说明来敷衍；另一方面虽进行了补侦，但不到位，反局限于机械地询问证人，补查的书证内容不清，证明力弱[3]。例如张某某等人强奸案，检察机关制作的退补提纲中明确要求补侦案发当晚在现场的证人证言材料，以证实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但从侦查部门补查重报的材料看，证人所言要么不清楚，要么轻描淡写，其证明力极弱。
二是形式大于内容，为补侦而补侦。侦查部门往往根据公诉部门制作的退补提纲，象征性地开出补侦“药方”。在李某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案的补侦卷中，我们看到，一侦查员从9：50--17：50几乎没间断地在询问证人，而且在14：20--15：50和14：10--16：10的两份询问笔录中均有该侦查员签字，违背了基本的取证形式合法性原则。
三是侦查部门补侦不能，坚持重报。由于侦查人员在初查中，缺乏针对性、系统性，错过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证据材料即使补充侦查证据也难以收集，甚至不能收集。例如邢某故意伤害案，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被害人张某其前后3次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以及在场证人施某证言也是前后矛盾，侦查人员没有及时核实并补充证据。由于时间推移，记忆模糊甚至遗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均于事无补。
（四）主要原因
1、侦查队伍结构变化和侦查机构内部改革所致
从顺义区刑侦人员的年龄上看，近年来刑侦人员队伍结构趋于年轻化，活力强、干劲足，应该说这种变化在保障人民的安全和促进社会的稳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其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庭审意识相对较弱，实践中存在案件告破但质量不高的现象。从侦查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上看，2001年年终，顺义区公安分局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侦查、预审合一。过去预审担负着案件深掘和公诉前置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侦查的质量；现在“侦审一体化”寓预审于侦查中，改革的初衷是为避免取证的盲目性、无序性，但根据我院2001年和2002年两年来案件退补情况分析，侦审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仍亟待完善。虽然在2002年下半年，又成立了预审大队，但在人员配合，财、物保障上仍不理想，影响了预审功能的发挥。
2、侦查机关缺乏必要的奖惩量化考核制度
从公安机关关于干警奖惩量化考核制度规定上看，案件侦破常与侦查人员奖惩直接挂钩，而与最终能否提起公诉联系并不大。经济杠杆无形中导致侦查人员形成“重破案，轻审查”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证据收集和固定的质量。
3、庭审制度改革，确立“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
从法院庭审改革来看，新的庭审模式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围绕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罪名全面举证，并就证据是否真实、充分，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与被告人及辩护人展开法庭辩论。如果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可以当庭作无罪判决。这无疑增加公诉人指控的难度，故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时要严格依照起诉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4、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
从移送的案卷材料来看，“人证”仍是侦查的中心。而“人证就像水上的浮萍，物证、书证却能够固定浮萍”，但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侦查员往往对物证和书证重视程度不够，尤其表现为物证的提取过程。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行为人用刀将被害人杀害，刀在现场，并且刀上粘有被害人的血液。侦查步骤应为：第一步提取刀上指纹，进行鉴定，将行为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二步鉴定刀上的血液，将被害人和此刀联系起来；第三步对此刀进行妥善保管，以备当庭出示。但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目前侦查实践针对此类案件通行的做法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刀的特征，收集相关证人证言以及随案移送的刀，未能体现出此刀的特殊性。此外，在提取刀时忽视了物证的提取形式和必要保全：多人直接触摸，甚至有的锈迹斑斑。这样，如何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从侦查讯问的技巧上看，直接和诱导方式时有发生。如“当时，你手里没拿工具？”与“当时，你手里有没有拿工具？”不一样。行为人正在犹豫交代之际，经侦查员的诱导提醒立即否认，反映出侦查人员的侦查意识、侦查思路不明。
从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的制作上看，有些多人、多起案件的卷宗笔录和《起诉意见书》较为零乱。审查起诉此类案件时，不得不在理清头绪上耗费大量时间，因为部分案卷并不是按讯问或询问的先后顺序来装订，移送的案件事实也不是根据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加以列举。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侦查人员的责任意识不是很强，抱有对检察机关的依赖心理。
5、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
侦查部门对审查批捕工作的误解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进一步审查，直接移送公诉部门；二是将侦查监督部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罪名等同于起诉罪名，即便原先对罪名有不同的认定，也完全依照侦查监督部门的意见收集证据，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不再收集[4]。实质上诉讼各阶段对证据要求的标准、等级是不一样的，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对证据的要求也相应越来越高。例如张某抢劫案，侦查监督部门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罪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也即以故意杀人和抢劫两个罪名移送至公诉部门。经认真审查发现，依据公诉的证据标准和所有的证据材料应定张某抢劫罪。这种情况说明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时，起诉意识、庭审意识有所欠缺。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必要性及分析
（一）对公诉引导侦查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共同履行追诉职能即“大控方”的角色。
一是从诉讼阶段上看，侦查环节处于诉讼的起始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较强，但远离审判阶段，把握证据要求能力相对较弱；公诉环节处于诉讼的中间阶段，其特征为：收集、固定证据能力弱于侦查环节，因衔接审判环节，具有较强的证据把握能力。若将侦查环节的侦查优势和公诉环节把握证据标准能力的强项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克服侦查证据的盲目性、无序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司法资源浪费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体现“检、警一体化”的大控诉模式。
二是从诉讼流程上看，侦查部门负责“提出主张”，公诉部门负责“证明主张”，其目的和任务具有同一性。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直接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部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也离不开侦查的证据材料，共同承担诉讼的风险。因此，从此意义上讲，侦查与公诉是一体的。
三是从侦查制度的来源看，侦查制度的独立源于国家公力救济的垄断。在国家公力救济之前，其侵权行为[5]（含概违法犯罪行为）诉讼方式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原则上不得委托他人代理[6]的私人救济，侦查与起诉均由当事人自己完成。随着私刑权的禁止和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侦查与公诉相对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部门。据此可知，侦查与公诉的一体化具有历史渊源。
（二）对公诉引导侦查的现实分析
1、公诉引导侦查是新型检警关系的需要
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型诉讼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不但无权主导侦查，还要受制于侦查部门[7]。在这种诉讼构造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而侦查部门也困于提供优势的动态协作。现行诉讼构造和侦控模式的缺陷表明，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应由“侦查为中心”变为“审判为中心”、由“检察机关不主导侦查”变为“检察机关主导侦查”。这种新型的诉讼结构和侦控模式，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强化检警互动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