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4:31:21 浏览: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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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关于企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工作意见的通知
财政部
国务院有关部、委、局、总公司，总后生产管理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79年到1995年底，全国已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80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1330亿美元。企业遍布全国各地，分布于石油、煤炭、交通、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轻工、纺织、医药、房地产
、旅游、金融、商业等国民经济大部分领域。外资的引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增多，企业主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要摆到更重要的位置。企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指示要求和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提高对企业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理顺关系、健全
机构、配足人员、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新局面。
为了加强企业主管部门对所属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督，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内，企业主管部门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参与前期决策，严把项目质量关。企业主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不仅要进行事中、事后管理，而且要从项目开始就介入企业管理，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严把项目质量关。要参与项目论证，搞好可行性研究，做好投资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和评价，询查外商资信，审查合同条款，帮助
企业做好综合平衡、落实资金、市场和各项生产条件，保证企业建成后能够健康顺利发展。
二、管好国有资产，支持老企业改造。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某些职责，决定所属企业与外商合营时国有资产的投放和处置方式，配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积极开展企业资产评估工作，监督和评价所属外商投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考核国有资产经营
者的业绩。指导、帮助和支持所属老企业吸收外资进行技术改造，帮助解决改造过程中的各项财务问题。
三、贯彻法规制度，规范财务管理。贯彻《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分行业财务制度，以及国家有关财政、财务方面的政策、法规，监督所属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家统一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督促企业及时上缴各项财政收入；对财政部制定的涉及本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财
务会计规章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企业上报财政部门备案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修改意见；参与研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指导、管理本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
四、管好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管理本行业和本部门有关吸收外商投资的专项资金，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掌握好资金投向，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上的困难，支持企业发展，要确保重点，优先支持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建立信息系统，搞好统计分析工作。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分户报表编报系统，进一步扩大信息统计面。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企业供、产、销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财政部制定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
能力、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评价，为领导制定外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六、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组织外商投资企业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国家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规定，学习新的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以及有关的财经法规、制度，学习外语、计算机知识，逐步提高财会人员的政策水准、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技能。同时，积极召开企业财
务工作的座谈会或专题研究会，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推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
199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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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概念之再研究
－－兼论私法观念的革命
孙文桢 武汉工程大学 法学教授
内容提要: 私法概念的界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可科学地界定私法。这种界定同时也实现了私法观念的革命，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私法的概念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笔者之所以对这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2}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故有必要继续探讨。目前的情形是，学者们虽然经常使用“私法”这个概念，但却各有各的私法观，意见很不统一。即使这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值得继续探讨，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3}其二，目前的民法法典化需要对此问题继续研究。我国《民法典》尚未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既然民法是基本私法，那么，在对民法进行法典化时，就必须树立科学的私法观，首先搞清什么是“私法”，进而搞清什么是基本私法的“基本”，然后才能准确地界定民法的内涵。为达此目的，就需要研究私法的概念。其三，为了“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私法在我国被称为“民商法”，目前的私法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民法和商法的分别研究，而缺乏整体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冲破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狭小范围，而立足于私法的整个体系，高屋建瓴，俯瞰民法和商法。已有学者呼吁“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4}而本研究专门探讨私法的概念，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响应这种呼吁。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陆法国家的传统法学理论中，“私法”乃“公法”的对称。所以，从思维的逻辑顺序上讲，研究私法的概念应当从研究私法和公法的区分标准开始。{5}
一、公私法区分标准的学说争议
（一）六种学说内容概述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次将法律区分为私法和公法以来，私法公法的区分就一直为大陆法国家所承认并坚持。但在区分所依凭的标准问题上迄今却未达成共识。据统计，到20世纪初，在此问题上相互冲突的学说就已经多达十七种。{6}将这些学说作逐一罗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分门别类并抽象概括出其中的代表性学说以进行分析，则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抽象概括之后，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代表性学说有三种，即目的说、关系说和主体说；{7}王泽鉴教授认为，关于这种区分标准的学说有四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和新主体说；{8}沈宗灵教授将所有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学说归纳为五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9}可以说，在私法公法区分标准这个问题上，我国学界主要有六种学说，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新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
在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目的说历史最为悠久。该说以法律的目的在于私益抑或公益而区分私法公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就是私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就是公法。目的说肇端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即所谓公法是“涉及罗马帝国政体的法律”，而私法则是“涉及私人利益的法律”。{10}
关系说着眼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依照该说，凡调整权力服从关系即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而调整平等对应关系即非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11}
主体说为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所首倡，并获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赞同。该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主体中至少有一方是国家公权力主体，则构成公法关系，否则就是私法关系。{12}
新主体说认为，“仅对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适用的法律为公法；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13}
性质说以瑞士法学家伯克哈特为代表。该说认为，公法是强行法，由国家机关根据职权强制执行，其法律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任意改变，而私法是任意法，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其强制执行也应以当事人的要求为前提。{14}
与前五种学说采单一标准以区分私法公法不同的是，折衷说采取了混合标准，主张将上述几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特别是将关系说和主体说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法国法学家沃林的观点堪称代表。沃林教授认为，“公法实际上是调整公共机构和被统治者，即以国家为一方并以个人为另一方的法律，但并非公共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由公法调整，它仅调整公共机构在行使其命令权时的那些关系”。{15}
折衷说在我国也有赞同者。例如，有学者认为，“凡涉及公共权力、公共利益，体现上下隶属关系、管理关系的法律为公法，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凡规定私人之间利益关系、体现平权关系、确认意志自由选择的法律为私法，如民法、商法等”。{16}
（二）对六种学说的评析
在前述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除折衷说采混合标准外，其他学说均采单一标准，而在采单一标准的诸学说中，除了目的说采实质标准外，其余四说均采形式标准。
目的说正确地看到了法律因其所指向的目的不同而保护不同的利益，但是该说太过笼统模糊。诚然，在有些情形下，某种利益是私益还是公益，很容易分别。但是，私益和公益往往相互交织，因而在许多情形下并不容易分别。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保护着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也在最终的意义上保护了私人利益。该说将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根本无视同一法律同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事实。在这种同时保护的情形下，有关法律到底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则很难说清。
目的说笼统模糊的缺陷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往往难以确定。对同一种利益，有人认为属于私人利益，而有人则认为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情形在今日中国社会，尤为多见并且突出。{17}
关系说以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属于平等关系抑或不平等关系而区分私法和公法，从而表明了该说试图从法律调整对象方面寻求问题答案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无疑值得肯定，因为法律划分的基本依据就是法律的调整对象。{18}同时，关系说确实也道出了私法和公法各自的某些特征，如私法调整对象中的确有着大量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公法调整对象中也的确有着不少不平等关系。但问题是，不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公法所调整的关系，而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私法所调整的关系？
形象直观乃关系说的突出特点，而中华民族正好长于形象直观思维而拙于抽象逻辑思维，于是关系说就很容易为国人所接受。中国社会有着数千年漫长浓厚并且根深蒂固的等级传统，而任何一位生活于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也绝不敢忽视那无处不在的严格等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其生命里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他都在承受着这种等级的森严沉重。因此，对于平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人比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受。关系说在今日中国有着天然的远远胜过其他学说的吸引力，其原因正在于此。在法律的门外汉那里，甚至在某些法学者那里，关系说颇受欢迎，因为一眼望去，私法调整的似乎都是平等关系，而公法调整的似乎都是不平等关系。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该条采纳的正是关系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民法通则》颁行以来，关系说已经深入国人之心，即使法官也深受其影响而往往依照关系说作出裁判，如发生于2005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梁华仁等七位法学教授状告中国政法大学低价回购旧房被驳回起诉一案即堪称适例。{19}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让思想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层面而愿意作深入思考，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私法也同样调整着不平等关系。亲属法中父母和其未成年子女的关系、监护法中的监护关系、公司法中股东（大）会和股东的关系等等，都是私法中不折不扣的不平等关系。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关系的典型，但即使在这种典型的平等关系中，也可以看见不平等关系的身影，如在雇佣合同中，就存在着管理指挥的权力和对此管理指挥权力的服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照关系说，公法并不调整平等关系，但这显然不合事实，因为诸如两个同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两个公民之间的选举权纠纷关系等等平等关系正为公法所现实地调整着。更让人不能不忧虑的是，关系说还潜藏着恶果。某些本应按私法予以处理的案件，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当事人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被按公法进行了处理，如高校学生状告其所在高校侵权的案件、国家侵权案件、公务员招考中考生权利受侵害的案件等等均属此类。
主体说和新主体说有着内在的关联，后者实乃前者的翻版。主体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该法律关系就是公法关系，而如果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这种法律关系就是私法关系。该学说的真理性在于，公法关系中确实有一部分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着国家公权力，而私法关系中，也确实有大量的关系，其主体的任何一方都与国家公权力无涉。但是，有两类现象为主体说所无法解释：其一，在有些私法关系中，也有国家公权力参与，如国家侵权关系和国家以国库资格参与的国库券发行关系；其二，在有些公法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如两个公民之间因为其中一位有无选举权而发生的纠纷。
作为主体说实际上的翻版，新主体说具有主体说所具有的一切缺陷。此外，新主体说认为“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这实在难谓科学。事实很明显，刑法、选举法、戒严法、国籍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等法律对任何国人都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却都不是私法。
性质说以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笔者认为，该说不但没有触及问题的内容和本质，只是就形式和现象立论，并且该说也违反了形式逻辑。诚然，公法具有强行性，不可由当事人任意变更，而私法具有任意性，其法律关系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但是，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公法，而不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私法呢？衡诸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命题成立，其逆命题未必成立。
性质说也违背了法理，因为它混淆了法律调整的强行性和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性。法律的调整，无论是公法的调整抑或私法的调整，尽管其强行性的程度不同，但却都有着强行性，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也正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强行性既为私法公法所共有，则按照这一共性，焉能将私法和公法区分开来？
从反面看，公法中也有着关于双方合意的规定，也有着经过要求才能强制执行的规定，甚至还有着当事人可以任意处置的规定，如根据选举法，公民可以行使选举权，也可以放弃行使选举权；同时，私法中也不缺乏强行性规定，对于这些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加以改变，如婚姻法、继承法中的某些规定。所以，依据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并不可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关系说一样，性质说在我国也颇有影响。稍微不同的是，关系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实践方面，而性质说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学者论述当中。论及私法中愈来愈多的强行性规范时，有学者往往会顺势地发一通“私法公法化”的感慨。显然，在发这种感慨的学者看来，强行性规范就是公法规范，公法规范就是强行性规范。{20}
最后，我们来看折衷说。在理论研究中，折衷堪称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某一问题，当各方均已抒发了自己的见解，而仍不能使他方服膺时，折衷往往就会适时地出笼，并且因其常作全面辩证状，而每每获得思维懒惰者的盲从。折衷的惯用手段是：你们各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应当综合起来看待问题，云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理论研究中所谓的“折衷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绝对算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因为它并没有给有关研究增加任何新的信息。折衷方法以其显而易见的平庸决定了它对于智慧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因而极易为辩证法学养缺乏或者欠佳者所接受。折衷方法与中国社会的中庸很是相宜，讲究不偏不倚和模糊不清，而反对独立见解和明确表态。若用作一种处世态度以应付日甚一日地浸染着等级味、金钱味、关系味而唯独鲜见法治味的今日中国社会，折衷的方法也许再也合适不过，但是，对严肃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研究来说，折衷的方法却实在难谓恰当。
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的折衷说虽为法国学者所提出，并有我国学者附和赞同，但正如上述对于折衷的一般批判所言，该说并未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并未给有关研究增加新的信息，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叠加已有的学说，因而不可能比作为其构成成分的那些学说更为让人服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
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问题虽然与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它并不仅仅是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问题；虽然与平等和隶属、强行和任意的分野不可分割，但它也不仅仅是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分野问题。它只有在对人民{21}和政府的关系的探求中才能得到准确把握，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市民社会的理论为研究的切入点。
同时，我们还应当明确，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确定，实质上也是一个如何概括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任何一个法律的私法公法属性都无法判断，相反，我们知道民法属于私法，知道刑法和行政法属于公法。前述学说中除折衷说之外的其他学说虽均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却在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上出了问题。所以，在确定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时，我们还应当注意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
（一）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市民社会有三种形态，即古典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当代发展，相应地就有三种市民社会理论，而与本文探讨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三者之间并无明确区分。{22}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而西塞罗则在公元1世纪明确了古典市民社会的含义。到了13、14世纪，无论为教皇的神权统治进行辩护的学者，抑或为国王的世俗统治提供合理性说明的思想家，都仍然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他们所重新使用的“市民社会”一词，主要是指政治国家或者城邦国家，其内容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赋予此词的含义。可以看出，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往往在政治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不认为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活动等属于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认为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拥有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文明因素。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23}黑格尔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明确区分开来，这堪称居功甚伟；不过，黑格尔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如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即是。
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认为政治国家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政治社会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24}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处于政治国家之外，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基础，市民社会自己完全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根本不必仰仗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一对范畴中，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正所谓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5}
由葛兰西开创并由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等人所发展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独立的社团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从而在文化层面上界定了市民社会，为市民社会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近二三十年间，市民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复兴和拓深，这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延续。诸多当下的市民社会论者都将理论源头追溯至葛兰西以降的市民社会理论脉络，从中发掘并援用自己所需的资源。最突出的当属柯亨与阿拉托。他们依据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视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社团领域（尤其是自愿性社团）、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26}
在我国，比之于社会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民法学界的相关探讨显得少了一些。张俊浩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7}徐国栋教授认为，市民社会的传统并非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而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时期就存在了。{28}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民法学界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普遍以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的重点，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基础。这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所产生于其中的那个历史阶段，至少在经济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性。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理解上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我国民法学界目前惯常将私法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如果不进一步挖掘市场经济背后潜在的社会根源，而仅仅停留于表面，则无法获知私法的本质。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并不能凭空而生，它只不过是市民社会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方式而已，而绝非市民社会的全貌。因此，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求私法的内涵，则势必会得出私法是调整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样片面的结论。
笔者认为，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固然应当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和基础，因为该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恰当地表述了经济关系对于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当吸收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内涵。笔者在后文论述私法观念的革命时论及社团和社员之间的民事权力问题，正是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得到了相关启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与今日中国的民法学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前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均区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个概念，只是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以这三个概念的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思维上通过这样的步骤来区分私法和公法：首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将其全部社会关系分为三大类，即国家统治关系、{29}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其次，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公法”，而调整非国家统治关系包括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私法”；最后，此处的“国家统治关系”就是公社会关系，而“非国家统治关系”则是私社会关系，包括了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一言以蔽之，公法私法的区分标准就是作为其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此后如无特别说明，一律将“私社会关系”简称为“私关系”，将“公社会关系”简称为“公关系”。
对于国家统治关系，我们可以从内容、结构和职能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内容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统治关系、经济统治关系、文化统治关系、军事统治关系、环境统治关系等。对这些国家统治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法。例如，在政治统治方面，公法有选举法、立法法、行政法、法院组织法、刑法、各种诉讼法等；在经济统治方面，公法有经济法和计划生育法等；{30}在文化统治方面，公法有书报检查法、文物管理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在军事统治方面，公法有兵役法等军事法；在环境统治方面，公法有环保法。从结构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了国家公权的形成关系和国家公权的行使关系。前者可谓“自下而上”的关系，如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生的关系、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关系、国家机构的组织关系等等；后者可谓“自上而下”的关系，如国家机关对公民的行政许可关系、行政处罚关系、审判关系、军事管制关系等等。从职能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镇压关系和社会管理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在其本质上乃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因而国家的职能就可归结为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并且这里的社会管理不管多么的貌似没有政治镇压的色彩,甚至可能还会表现出某些温情脉脉的油彩，但其最终目的则都是为政治镇压服务的。据此，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即公法就可分为政治镇压的法律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前者如刑法，后者如环保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等等。在此，我们还可以附带地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后者即“社会管理法”，其实就是在法律划分问题上主张三分法，即将法律分为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的学者所说的“社会法”。换言之，所谓“社会法”，并不能与公法、私法相并列，而应该属于公法。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州府办发〔2008〕22号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为行政机关）依职权组织听证，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组织听证，但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决定的除外：
（一）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公示有较大异议的；
（二）拟定或者修改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三）设定或调整水、电、气、路桥、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含出租汽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
（四）开挖、改造城市主干道；
（五）可能对生态环境、城市功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
（六）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七）与公共安全直接有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行政措施；
（八）调整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标准；
（九）直接和广泛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法项目；
（十）行政机关认为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行政机关组织。
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为该听证事项的听证机关。
应当由州人民政府组织听证的事项，州人民政府可以指定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和工作机构组织。
有关部门和机构可以联合组织听证。
第五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应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 符合听证机关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听证，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机关根据拟听证事项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按照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参加听证的人数和具体人员。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推选的代表，符合听证机关条件的，应当确定为参加听证的人员。
第七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人、陈述人、旁听人。
第八条 听证人由听证机关指定，一般为3至5人。听证设主持人，在听证人中产生，但须是听证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主持人应指定记录员，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第九条 主持人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听证会公正性的，应当回避。
陈述人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回避的申请。
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
第十条 听证陈述人是指出席听证会并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的人，包括经办方陈述人和公众方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由拟听证事项经办机构指派的人员组成。
公众方陈述人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了解听证事项的专家；
（三）与听证事项有关并提供相关事实证据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四）听证机关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
第十一条 旁听人是指经自愿报名、听证机关确定，参加相关听证旁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旁听人的人数及产生方式由听证机关确定。
第十二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7日前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的人数、听证事项以及陈述人、旁听人报名办法等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要求陈述或旁听的，应当按照公告的规定，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向听证机关提交报名申请。
听证陈述人报名申请书应当载明个人简历、与听证事项的关系、对听证事项的意见摘要等内容。
第十四条 听证机关应当合理确定各方听证陈述人的人数。
参加听证会的不同利益关系各方或不同意见各方的听证陈述人人数应当大致相等。
第十五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确定听证陈述人。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陈述人身份或者利害关系各方陈述人的人数有异议的，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由听证机关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追加陈述人。
第十七条 听证机关确定的陈述人应当出席听证会并陈述意见；不能出席听证会的，应当提前1日报告听证机关。
经听证机关同意，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出席听证会或者提供书面陈述材料。听证机关认为必要的，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书面材料。
第十八条 在听证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的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听证发言顺序：
（一）经办方陈述人；
（二）反对方或持有其他不同意见的陈述人；
（三）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四）了解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五）专家陈述人。
主持人应当公平、合理地确定陈述人发言的具体顺序及发言时间。
第二十条 陈述人在陈述或回答听证人询问、介绍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情况时，应当保证其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经主持人同意，陈述人可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陈述。
第二十一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认为听证会程序违反本规定的，可以向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应当对陈述人提出的异议予以答复。
第二十二条 主持人可以询问陈述人，其他听证人也可以询问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应当回答听证人的询问。但对与听证事项无关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第二十三条 陈述人可以就听证事项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必要时，主持人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四条 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各方陈述人可以就主要事实及争议进行辩论。
第二十五条 陈述人发言和辩论结束后，经主持人许可，旁听人可以就听证事项发言。
第二十六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和旁听人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退场。
第二十七条 听证记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由听证人和记录员签名：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公开情况；
（五）拟听证事项的理由、依据和有关材料；
（六）听证参加人的观点、理由和依据；
（七）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八）延期、中止或者终止的说明；
（九）主持人认为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听证记录应当交陈述人核对，陈述人认为记录有错漏的，有权要求补正。
听证结束后，主持人和其他听证人应当进行听证评议。
第二十九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听证记录和评议制作包括下列内容的听证纪要：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的事项；
（三）对听证事项赞同的情况；
（三）对听证事项的意见分歧；
（四）对听证意见的处理建议。
第三十条 听证纪要应当作为听证机关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听证机关在提出行政决策建议时应当附具听证纪要。对未附具听证纪要的，决策机关不得受理行政决策建议。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会，但延期不能超过两次：
（一）出席听证会的听证人未达到规定人数的；
（二）主要陈述人没有出席听证会的；
（三）需要增加新的陈述人或者调查、补充新的证据材料的；
（四）陈述人临时提出听证主持人回避申请被接受，听证机关不能及时更换主持人的；
（五）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而未组织听证并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黔西南州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办方陈述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拒绝在听证会上陈述的；
（二）经办方陈述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不实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的。
第三十四条 听证机关组织听证应当提供必需的场地、设备和其他工作条件，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组织听证不得向管理相对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听证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和每次听证会的情况制定具体的听证办法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兼论私法观念的革命
孙文桢 武汉工程大学 法学教授
内容提要: 私法概念的界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可科学地界定私法。这种界定同时也实现了私法观念的革命，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私法的概念问题是一个老问题。笔者之所以对这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2}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这个问题目前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故有必要继续探讨。目前的情形是，学者们虽然经常使用“私法”这个概念，但却各有各的私法观，意见很不统一。即使这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值得继续探讨，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3}其二，目前的民法法典化需要对此问题继续研究。我国《民法典》尚未制定出来，我们正处于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既然民法是基本私法，那么，在对民法进行法典化时，就必须树立科学的私法观，首先搞清什么是“私法”，进而搞清什么是基本私法的“基本”，然后才能准确地界定民法的内涵。为达此目的，就需要研究私法的概念。其三，为了“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私法在我国被称为“民商法”，目前的私法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民法和商法的分别研究，而缺乏整体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冲破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狭小范围，而立足于私法的整个体系，高屋建瓴，俯瞰民法和商法。已有学者呼吁“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4}而本研究专门探讨私法的概念，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响应这种呼吁。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陆法国家的传统法学理论中，“私法”乃“公法”的对称。所以，从思维的逻辑顺序上讲，研究私法的概念应当从研究私法和公法的区分标准开始。{5}
一、公私法区分标准的学说争议
（一）六种学说内容概述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次将法律区分为私法和公法以来，私法公法的区分就一直为大陆法国家所承认并坚持。但在区分所依凭的标准问题上迄今却未达成共识。据统计，到20世纪初，在此问题上相互冲突的学说就已经多达十七种。{6}将这些学说作逐一罗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分门别类并抽象概括出其中的代表性学说以进行分析，则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抽象概括之后，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代表性学说有三种，即目的说、关系说和主体说；{7}王泽鉴教授认为，关于这种区分标准的学说有四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和新主体说；{8}沈宗灵教授将所有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学说归纳为五种，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9}可以说，在私法公法区分标准这个问题上，我国学界主要有六种学说，即目的说、关系说、主体说、新主体说、性质说和折衷说。
在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目的说历史最为悠久。该说以法律的目的在于私益抑或公益而区分私法公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就是私法；凡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就是公法。目的说肇端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即所谓公法是“涉及罗马帝国政体的法律”，而私法则是“涉及私人利益的法律”。{10}
关系说着眼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依照该说，凡调整权力服从关系即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而调整平等对应关系即非隶属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11}
主体说为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所首倡，并获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赞同。该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主体中至少有一方是国家公权力主体，则构成公法关系，否则就是私法关系。{12}
新主体说认为，“仅对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适用的法律为公法；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13}
性质说以瑞士法学家伯克哈特为代表。该说认为，公法是强行法，由国家机关根据职权强制执行，其法律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任意改变，而私法是任意法，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其强制执行也应以当事人的要求为前提。{14}
与前五种学说采单一标准以区分私法公法不同的是，折衷说采取了混合标准，主张将上述几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特别是将关系说和主体说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法国法学家沃林的观点堪称代表。沃林教授认为，“公法实际上是调整公共机构和被统治者，即以国家为一方并以个人为另一方的法律，但并非公共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由公法调整，它仅调整公共机构在行使其命令权时的那些关系”。{15}
折衷说在我国也有赞同者。例如，有学者认为，“凡涉及公共权力、公共利益，体现上下隶属关系、管理关系的法律为公法，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凡规定私人之间利益关系、体现平权关系、确认意志自由选择的法律为私法，如民法、商法等”。{16}
（二）对六种学说的评析
在前述关于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六种学说中，除折衷说采混合标准外，其他学说均采单一标准，而在采单一标准的诸学说中，除了目的说采实质标准外，其余四说均采形式标准。
目的说正确地看到了法律因其所指向的目的不同而保护不同的利益，但是该说太过笼统模糊。诚然，在有些情形下，某种利益是私益还是公益，很容易分别。但是，私益和公益往往相互交织，因而在许多情形下并不容易分别。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保护着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法律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也在最终的意义上保护了私人利益。该说将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根本无视同一法律同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事实。在这种同时保护的情形下，有关法律到底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则很难说清。
目的说笼统模糊的缺陷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往往难以确定。对同一种利益，有人认为属于私人利益，而有人则认为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情形在今日中国社会，尤为多见并且突出。{17}
关系说以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属于平等关系抑或不平等关系而区分私法和公法，从而表明了该说试图从法律调整对象方面寻求问题答案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无疑值得肯定，因为法律划分的基本依据就是法律的调整对象。{18}同时，关系说确实也道出了私法和公法各自的某些特征，如私法调整对象中的确有着大量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公法调整对象中也的确有着不少不平等关系。但问题是，不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公法所调整的关系，而平等关系是否完全等同于私法所调整的关系？
形象直观乃关系说的突出特点，而中华民族正好长于形象直观思维而拙于抽象逻辑思维，于是关系说就很容易为国人所接受。中国社会有着数千年漫长浓厚并且根深蒂固的等级传统，而任何一位生活于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也绝不敢忽视那无处不在的严格等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其生命里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他都在承受着这种等级的森严沉重。因此，对于平等关系和不平等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中国人比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受。关系说在今日中国有着天然的远远胜过其他学说的吸引力，其原因正在于此。在法律的门外汉那里，甚至在某些法学者那里，关系说颇受欢迎，因为一眼望去，私法调整的似乎都是平等关系，而公法调整的似乎都是不平等关系。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该条采纳的正是关系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民法通则》颁行以来，关系说已经深入国人之心，即使法官也深受其影响而往往依照关系说作出裁判，如发生于2005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梁华仁等七位法学教授状告中国政法大学低价回购旧房被驳回起诉一案即堪称适例。{19}
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让思想停留在如此肤浅的层面而愿意作深入思考，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私法也同样调整着不平等关系。亲属法中父母和其未成年子女的关系、监护法中的监护关系、公司法中股东（大）会和股东的关系等等，都是私法中不折不扣的不平等关系。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关系的典型，但即使在这种典型的平等关系中，也可以看见不平等关系的身影，如在雇佣合同中，就存在着管理指挥的权力和对此管理指挥权力的服从。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照关系说，公法并不调整平等关系，但这显然不合事实，因为诸如两个同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两个公民之间的选举权纠纷关系等等平等关系正为公法所现实地调整着。更让人不能不忧虑的是，关系说还潜藏着恶果。某些本应按私法予以处理的案件，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当事人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被按公法进行了处理，如高校学生状告其所在高校侵权的案件、国家侵权案件、公务员招考中考生权利受侵害的案件等等均属此类。
主体说和新主体说有着内在的关联，后者实乃前者的翻版。主体说认为，如果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该法律关系就是公法关系，而如果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则这种法律关系就是私法关系。该学说的真理性在于，公法关系中确实有一部分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代表着国家公权力，而私法关系中，也确实有大量的关系，其主体的任何一方都与国家公权力无涉。但是，有两类现象为主体说所无法解释：其一，在有些私法关系中，也有国家公权力参与，如国家侵权关系和国家以国库资格参与的国库券发行关系；其二，在有些公法关系中，任何一方都不代表国家公权力，如两个公民之间因为其中一位有无选举权而发生的纠纷。
作为主体说实际上的翻版，新主体说具有主体说所具有的一切缺陷。此外，新主体说认为“对任何人均可适用的法律则为私法”，这实在难谓科学。事实很明显，刑法、选举法、戒严法、国籍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等法律对任何国人都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却都不是私法。
性质说以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笔者认为，该说不但没有触及问题的内容和本质，只是就形式和现象立论，并且该说也违反了形式逻辑。诚然，公法具有强行性，不可由当事人任意变更，而私法具有任意性，其法律关系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加以改变。但是，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公法，而不具有强行性的法律就是私法呢？衡诸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命题成立，其逆命题未必成立。
性质说也违背了法理，因为它混淆了法律调整的强行性和法律调整对象的特性。法律的调整，无论是公法的调整抑或私法的调整，尽管其强行性的程度不同，但却都有着强行性，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也正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强行性既为私法公法所共有，则按照这一共性，焉能将私法和公法区分开来？
从反面看，公法中也有着关于双方合意的规定，也有着经过要求才能强制执行的规定，甚至还有着当事人可以任意处置的规定，如根据选举法，公民可以行使选举权，也可以放弃行使选举权；同时，私法中也不缺乏强行性规定，对于这些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加以改变，如婚姻法、继承法中的某些规定。所以，依据是否具有强行性而区分私法和公法并不可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关系说一样，性质说在我国也颇有影响。稍微不同的是，关系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律实践方面，而性质说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学者论述当中。论及私法中愈来愈多的强行性规范时，有学者往往会顺势地发一通“私法公法化”的感慨。显然，在发这种感慨的学者看来，强行性规范就是公法规范，公法规范就是强行性规范。{20}
最后，我们来看折衷说。在理论研究中，折衷堪称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某一问题，当各方均已抒发了自己的见解，而仍不能使他方服膺时，折衷往往就会适时地出笼，并且因其常作全面辩证状，而每每获得思维懒惰者的盲从。折衷的惯用手段是：你们各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应当综合起来看待问题，云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理论研究中所谓的“折衷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绝对算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因为它并没有给有关研究增加任何新的信息。折衷方法以其显而易见的平庸决定了它对于智慧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因而极易为辩证法学养缺乏或者欠佳者所接受。折衷方法与中国社会的中庸很是相宜，讲究不偏不倚和模糊不清，而反对独立见解和明确表态。若用作一种处世态度以应付日甚一日地浸染着等级味、金钱味、关系味而唯独鲜见法治味的今日中国社会，折衷的方法也许再也合适不过，但是，对严肃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研究来说，折衷的方法却实在难谓恰当。
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的折衷说虽为法国学者所提出，并有我国学者附和赞同，但正如上述对于折衷的一般批判所言，该说并未在私法与公法区分标准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并未给有关研究增加新的信息，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叠加已有的学说，因而不可能比作为其构成成分的那些学说更为让人服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
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问题虽然与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它并不仅仅是公权力和私权利、公益和私益的对立问题；虽然与平等和隶属、强行和任意的分野不可分割，但它也不仅仅是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分野问题。它只有在对人民{21}和政府的关系的探求中才能得到准确把握，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市民社会的理论为研究的切入点。
同时，我们还应当明确，私法公法区分标准的确定，实质上也是一个如何概括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任何一个法律的私法公法属性都无法判断，相反，我们知道民法属于私法，知道刑法和行政法属于公法。前述学说中除折衷说之外的其他学说虽均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却在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上出了问题。所以，在确定私法公法的区分标准时，我们还应当注意概括的完全性和准确性。
（一）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市民社会有三种形态，即古典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当代发展，相应地就有三种市民社会理论，而与本文探讨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文明社会”这三者之间并无明确区分。{22}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而西塞罗则在公元1世纪明确了古典市民社会的含义。到了13、14世纪，无论为教皇的神权统治进行辩护的学者，抑或为国王的世俗统治提供合理性说明的思想家，都仍然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他们所重新使用的“市民社会”一词，主要是指政治国家或者城邦国家，其内容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赋予此词的含义。可以看出，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往往在政治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不认为家庭、私有财产、工商业活动等属于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认为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拥有政府和法律这样一些政治文明因素。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23}黑格尔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明确区分开来，这堪称居功甚伟；不过，黑格尔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如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即是。
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认为政治国家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政治社会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24}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处于政治国家之外，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基础，市民社会自己完全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根本不必仰仗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一对范畴中，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正所谓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5}
由葛兰西开创并由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等人所发展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独立的社团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从而在文化层面上界定了市民社会，为市民社会概念增添了新的内涵。近二三十年间，市民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复兴和拓深，这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延续。诸多当下的市民社会论者都将理论源头追溯至葛兰西以降的市民社会理论脉络，从中发掘并援用自己所需的资源。最突出的当属柯亨与阿拉托。他们依据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视为“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社团领域（尤其是自愿性社团）、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26}
在我国，比之于社会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民法学界的相关探讨显得少了一些。张俊浩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而已；{27}徐国栋教授认为，市民社会的传统并非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而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时期就存在了。{28}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民法学界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普遍以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的重点，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基础。这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因为今日中国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所产生于其中的那个历史阶段，至少在经济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性。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理解上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我国民法学界目前惯常将私法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很明显，如果不进一步挖掘市场经济背后潜在的社会根源，而仅仅停留于表面，则无法获知私法的本质。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并不能凭空而生，它只不过是市民社会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方式而已，而绝非市民社会的全貌。因此，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求私法的内涵，则势必会得出私法是调整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这样片面的结论。
笔者认为，在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时，固然应当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和基础，因为该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恰当地表述了经济关系对于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当吸收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内涵。笔者在后文论述私法观念的革命时论及社团和社员之间的民事权力问题，正是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中得到了相关启示。
（二）私法公法区分的应然标准：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与今日中国的民法学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是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前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均区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个概念，只是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以这三个概念的区分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思维上通过这样的步骤来区分私法和公法：首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将其全部社会关系分为三大类，即国家统治关系、{29}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其次，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公法”，而调整非国家统治关系包括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为“私法”；最后，此处的“国家统治关系”就是公社会关系，而“非国家统治关系”则是私社会关系，包括了市民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一言以蔽之，公法私法的区分标准就是作为其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此后如无特别说明，一律将“私社会关系”简称为“私关系”，将“公社会关系”简称为“公关系”。
对于国家统治关系，我们可以从内容、结构和职能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内容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统治关系、经济统治关系、文化统治关系、军事统治关系、环境统治关系等。对这些国家统治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公法。例如，在政治统治方面，公法有选举法、立法法、行政法、法院组织法、刑法、各种诉讼法等；在经济统治方面，公法有经济法和计划生育法等；{30}在文化统治方面，公法有书报检查法、文物管理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在军事统治方面，公法有兵役法等军事法；在环境统治方面，公法有环保法。从结构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了国家公权的形成关系和国家公权的行使关系。前者可谓“自下而上”的关系，如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生的关系、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关系、国家机构的组织关系等等；后者可谓“自上而下”的关系，如国家机关对公民的行政许可关系、行政处罚关系、审判关系、军事管制关系等等。从职能上看，国家统治关系包括政治镇压关系和社会管理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在其本质上乃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因而国家的职能就可归结为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并且这里的社会管理不管多么的貌似没有政治镇压的色彩,甚至可能还会表现出某些温情脉脉的油彩，但其最终目的则都是为政治镇压服务的。据此，调整国家统治关系的法律即公法就可分为政治镇压的法律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前者如刑法，后者如环保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等等。在此，我们还可以附带地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后者即“社会管理法”，其实就是在法律划分问题上主张三分法，即将法律分为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的学者所说的“社会法”。换言之，所谓“社会法”，并不能与公法、私法相并列，而应该属于公法。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州府办发〔2008〕22号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黔西南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为行政机关）依职权组织听证，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下列事项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办法组织听证，但因情况紧急须即时决定的除外：
（一）编制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公示有较大异议的；
（二）拟定或者修改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标准；
（三）设定或调整水、电、气、路桥、教育、卫生、公共交通（含出租汽车）、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
（四）开挖、改造城市主干道；
（五）可能对生态环境、城市功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府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
（六）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七）与公共安全直接有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行政措施；
（八）调整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标准；
（九）直接和广泛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法项目；
（十）行政机关认为应当听证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行政机关组织。
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为该听证事项的听证机关。
应当由州人民政府组织听证的事项，州人民政府可以指定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和工作机构组织。
有关部门和机构可以联合组织听证。
第五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应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条 符合听证机关规定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听证，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
听证机关根据拟听证事项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申请情况，按照参加听证的人员应当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参加听证的人数和具体人员。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推选的代表，符合听证机关条件的，应当确定为参加听证的人员。
第七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人、陈述人、旁听人。
第八条 听证人由听证机关指定，一般为3至5人。听证设主持人，在听证人中产生，但须是听证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主持人应指定记录员，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第九条 主持人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听证会公正性的，应当回避。
陈述人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回避的申请。
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
第十条 听证陈述人是指出席听证会并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的人，包括经办方陈述人和公众方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由拟听证事项经办机构指派的人员组成。
公众方陈述人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了解听证事项的专家；
（三）与听证事项有关并提供相关事实证据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四）听证机关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
第十一条 旁听人是指经自愿报名、听证机关确定，参加相关听证旁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旁听人的人数及产生方式由听证机关确定。
第十二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7日前公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的人数、听证事项以及陈述人、旁听人报名办法等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要求陈述或旁听的，应当按照公告的规定，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向听证机关提交报名申请。
听证陈述人报名申请书应当载明个人简历、与听证事项的关系、对听证事项的意见摘要等内容。
第十四条 听证机关应当合理确定各方听证陈述人的人数。
参加听证会的不同利益关系各方或不同意见各方的听证陈述人人数应当大致相等。
第十五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确定听证陈述人。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确定的陈述人身份或者利害关系各方陈述人的人数有异议的，可以在听证会开始前向听证机关提出，由听证机关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追加陈述人。
第十七条 听证机关确定的陈述人应当出席听证会并陈述意见；不能出席听证会的，应当提前1日报告听证机关。
经听证机关同意，陈述人可以委托他人出席听证会或者提供书面陈述材料。听证机关认为必要的，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书面材料。
第十八条 在听证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的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听证发言顺序：
（一）经办方陈述人；
（二）反对方或持有其他不同意见的陈述人；
（三）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陈述人；
（四）了解听证事项的陈述人；
（五）专家陈述人。
主持人应当公平、合理地确定陈述人发言的具体顺序及发言时间。
第二十条 陈述人在陈述或回答听证人询问、介绍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情况时，应当保证其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经主持人同意，陈述人可以书面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陈述。
第二十一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认为听证会程序违反本规定的，可以向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提出。主持人或者听证机关应当对陈述人提出的异议予以答复。
第二十二条 主持人可以询问陈述人，其他听证人也可以询问陈述人。
经办方陈述人应当回答听证人的询问。但对与听证事项无关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第二十三条 陈述人可以就听证事项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必要时，主持人也可以要求陈述人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四条 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各方陈述人可以就主要事实及争议进行辩论。
第二十五条 陈述人发言和辩论结束后，经主持人许可，旁听人可以就听证事项发言。
第二十六条 出席听证会的陈述人和旁听人应当遵守听证会的纪律，不得有妨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
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主持人应当予以制止；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退场。
第二十七条 听证记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由听证人和记录员签名：
（一）听证事项名称；
（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听证公开情况；
（五）拟听证事项的理由、依据和有关材料；
（六）听证参加人的观点、理由和依据；
（七）主持人对听证活动中有关事项的处理情况；
（八）延期、中止或者终止的说明；
（九）主持人认为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听证记录应当交陈述人核对，陈述人认为记录有错漏的，有权要求补正。
听证结束后，主持人和其他听证人应当进行听证评议。
第二十九条 听证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听证记录和评议制作包括下列内容的听证纪要：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的事项；
（三）对听证事项赞同的情况；
（三）对听证事项的意见分歧；
（四）对听证意见的处理建议。
第三十条 听证纪要应当作为听证机关行政决策或提出行政决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听证机关在提出行政决策建议时应当附具听证纪要。对未附具听证纪要的，决策机关不得受理行政决策建议。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会，但延期不能超过两次：
（一）出席听证会的听证人未达到规定人数的；
（二）主要陈述人没有出席听证会的；
（三）需要增加新的陈述人或者调查、补充新的证据材料的；
（四）陈述人临时提出听证主持人回避申请被接受，听证机关不能及时更换主持人的；
（五）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而未组织听证并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黔西南州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经办方陈述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拒绝在听证会上陈述的；
（二）经办方陈述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不实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的。
第三十四条 听证机关组织听证应当提供必需的场地、设备和其他工作条件，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组织听证不得向管理相对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听证机关可以根据本规定和每次听证会的情况制定具体的听证办法并予以公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