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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李昌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2 18:31:16  浏览:873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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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
----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启示

李昌庚

[内容摘要]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我们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和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其民主宪政思想及其意义。
[关 键 词] 三民主义;民主共和;权能区分;五权宪法;以党治国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奠基人孙中山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思想却是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其民主宪政思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加入WTO后的世界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及其国家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讨论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功能。
一、三民主义思想
何谓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3年12月30日关于《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演说中,指出,三民主义,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显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受美国总统林肯思想“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影响。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便提出“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1]并且,他在1921年6月关于《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演说中,也提到“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底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此外,孙中山在其后多次演说中均提到“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与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思想相通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孙中山结合中国当时一盘散沙、君主专制和民不聊生的国情对林肯思想加以变通形成了“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有民族自决的解放权,同时中国需要有一种中华民族的民族正义精神。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其实,孙中山在革命之前所提倡的民族思想是“驱除鞑驽,恢复中华”。虽然,他的这种思想绝非盲目排满,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灭尽满洲民族”,“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以汉人为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汉人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孙中山后来进一步把这“五族”概括为广义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因此较大程度地体现了族群融合性特点,明显体现了民族思想的进步性。但当时孙中山仍强调中国应该“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满、蒙、回、藏等都来“同化于我”的思想,[4]这种思想仍带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后来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各民族自求解放”等的观点,从而使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愈趋成熟和进步,这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正内涵。当然,孙中山在民族联合问题上,主张民族自决权,提出“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5]对此,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给“帝国主义和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制造民族分裂的借口”。[6]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说明孙中山当时并没有完全认清中国特定的国情,但从历史长河来看,“民族自决权”思想体现了历史进步性。不管如何,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对于我们解决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均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所谓民权主义,是指废除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建立中华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孙中山指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7]“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8]《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9]为了保证人民能够行使国家主权,孙中山将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下文将予以阐述),人民享有“政权”的四项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政府的“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侧重于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方面。
所谓民生主义,通俗地讲,是指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的经济生活问题,其宗旨就是“富国”和“养民”。孙中山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0]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措施在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11]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进一步指出,节制资本的同时,又要发达资本,制造国家资本,振兴实业;平均地权,要求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最终达到“耕者有其田”。由此可见,孙中山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要求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将其工厂和资本收归国有。孙中山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来建立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这应该有一个前提,即像欧美国家那样资本主义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孙中山也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我们认为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含有较多的理性精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值得我们今人反思与借鉴。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是与当时中国深受满洲贵族专制统治、倍受外国列强欺负和人民生活困难等现实国情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又深受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三民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国民党及其中华民国的立党、立国之思想,其后直至今天的台湾政权仍受其影响。关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我国大陆官方及其学者提出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国台湾学者不予认可。但有一点共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实践而不断地修正与发展。我们认为,评价一种思想或主义,要避免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我们应当承认,尽管孙中山后来尤其晚年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赋予了三民主义一些新的内涵,但三民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为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制度”。[12]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三民主义自身受当时条件所限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在许多方面还是富有理性精神的,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认识到这些要点,对于我们把握今天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孙中山在我国民主政治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是至为重要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理论不断修正与反思的过程,那么在这过程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应当给予我们一些启发与思考。
二、民主共和与立宪观
在20世纪初期,关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出现了君主立宪制的改良派和民主共和制的革命派的论战。孙中山则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是随着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形成而最终确立的,他的这种思想既与西方共和主义的传统存在某种联系,同时又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共和”观强调“天下为公”和“道德建设”。受其影响,孙中山在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中又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尽管强调权力的分工,但其相互制衡功能远远不足;而且渗透了“先知先觉”的贤人政治思想,尽管他认为这是阶段性的。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而且使民主共和的理念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指出:“现在民国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帝国是皇帝一个人作主的,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13]因此,孙中山始终没有把国家理论转变为阶级国家论,这大概与他奉行“天下为公”的“共和”思想有关。“共和”的内涵在于将共和国的国家视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公共载体,而非专属于个别利益集团或个人;共和国的国家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利益集团或政党的特殊利益。“民主共和”的本质就在于承认社会有种种利益差别及其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分野的前提下,对任何单独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绝对政治权利的否定。如果就此意义理解,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中华民国,更在于使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洗礼,从而对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及其国家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与“民主共和”相伴随的便是“立宪”政体。共和国的根基在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保障,此乃宪政。对此,孙中山早就认识到。早在1897年,孙中山与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人的交谈中,就提出:“要在革命之后约法三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即要求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临时约法》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当初并没有完全体现孙中山的思想,但要求一国要有一部根本大法的思想则是很显然的。孙中山特别强调民主宪政的共和国社会中,宪法的重要性,他指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14]并指出,“治国首在纲常”,“今者,正式国会、正式政府成立之期不远,尤不能不细心研究,冀产出一最良之宪法,以为立国之根本。”[15]同时,他还指出,“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16]等等。为此,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尽管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下文将予以阐述),但足以说明孙中山对宪法的高度重视以及宪法在民主共和国中的重要性。尽管民国初期的立宪努力由于种种思索未能成功,但这种立宪思想及其制度设计以防止袁世凯等人的专制倾向的做法则是非常宝贵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有借鉴意义。
三、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
1、权能区分理论
立宪主义者一般均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论,、反对全能政府观。但孙中山却提出了一个“万能政府”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孙中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和以德国为代表的19世纪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组建一个由“专门家”管理的“万能政府”;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识到当时中国国情,即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倍受外国列强压迫,民不聊生等。因此,孙中山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摆脱中国弱后的现状。孙中山指出:“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17]
当然,孙中山也认识到,“万能政府”论与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有限政府”论相冲突,也意识到“万能政府”论有可能出现消极现象,即政府无法被人民控制。为此,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他指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8]孙中山把“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由人民行使,而“治权”则由政府(专门家或贤人)行使,实行“权”与“能”的分开。孙中山认为,要利用有本领的专门家管理公共事务,就不能限制他们,否则容易出现“政府无能”的问题;人民掌握“政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直接民权,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以此来控制政府的“权”。孙中山认为,“权能区分”理论既能够保障政府的“能”,又能够确保人民通过四项直接民权控制政府的“权”。
“权能区分”理论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政府无能”和“一盘散沙”的现状,思考如何改变其现状,强化政府力量,同时又思考人民如何管理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探索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权贵能区分”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定了人民行使“政权”的条件,即只要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就不要限制它。但问题是如何判断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又由谁判断?对此,该理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二是如同孙中山所言,“权能区分“理论就像”刘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即把人民比做阿斗,政府比做诸葛亮,很显然这是儒家思想“贤人政治”的继承与延续,强调了“公仆”道德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评论到,“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做刘阿斗,把政府比做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的权都交给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下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之新修正。”[19]
2、五权宪法思想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人该鲁学尼交谈中,第一次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他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之所以如此,旨在纠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模式也有缺陷,一切官员由选举和任命产生,在政党控制议会的情况下,难以产生称职的“公仆”,故考选权应独立出来;监督权归属议会,则容易造成议会独裁,以此要挟政府,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要么议会太弱小,无法行使监督权,故纠察权应独立出来。后来,他将“考选权”和“纠察权”改为“考试权”和“监察权”。直至1924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权能区分”理论后,五权宪法思想最终得以完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这是孙中山制宪思想的一大特色。
根据“权能区分”理论,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治权”由政府行使,在“治权”内又分为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同时,这五权是一种分工、相互独立以及相互合作的关系。孙中山指出:“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20]孙中山认为,政府的五个治权是五个做工的门径,但分工之后,还要有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又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五权宪法思想实际上是“权能区分”理论的延伸,是在“政权”的前提下的“治权”范畴下的五权,虽然强调五权的分工与独立,但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无能”,造就“万能政府”。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国民大会理论应当说是在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文明结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的一大创举,这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核心所在。孙中山将直接民权引入民主宪政体制的构想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相应的地方自治理论在处理中央核武器地方关系方面仍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五权的分工与相互独立思想对于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五权宪法思想并非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可操作性不强,它还有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划分的科学性问题,“政权”与“治权”的划分以及“治权”中五权的划分都有待于实践进一步检验。立法权与国民大会的关系、五权与国民大会的关系、监察权独立出来是否合理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二是权力之间缺乏相互制衡机制。在“全民政治”模式的设计下,导致权力配置不合理,过分强调权力的纵向配置,渗透了贤人政治思想,而权力的横向配置不足,容易使五权的分工与独立受到影响,并容易使处于看似权力顶峰的国民大会形同虚设,人民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行使直接民权流于形式。三是五权宪法思想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实践过程中,虽然明确了分权、民主与法治的价值目标,但在手段上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集权、独裁与人治的色彩。[21]这很显然是源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下文将阐述),并受制于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希望以超常规的手段推行其三民主义及其五权宪法思想。上述缺陷也给我们后人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消极影响,应当予以反思。
无论“权能区分”理论还是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这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当时中国有识之士探索中国民主政治道路过程中的必然反映。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对新式民主政治制度不熟悉的真实写照。对于孙中山而言,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能够在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的国情,提出上述理论,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种创新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四、“以党治国”思想
民主宪政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政党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议民主制的产物。孙中山的政党思想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孙中山竭力反对政党政治,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西方政党政治中的一些流弊,以及对中国当时国情认识的不足,同时也与他当时竭力主张总统制而反对代议内阁制有关。后来,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钳制袁世凯等军阀政客,孙中山转而赞同政党政治,并以此基础组建了国民党,极力推崇英美的两党制,以政党代议内阁制制衡总统。孙中山指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政,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22]然而,宋教仁被刺、国会解散、张勋复辟以及段祺瑞破坏约法等,尤其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 认识到政党政治在当时中国难以行得通。再加上苏俄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提出了“以党治国”思想。孙中山明确主张“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23]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在于考虑当时特定中国国情,避免中国一盘散沙,以保证三民主义思想的实现。孙中山指出,“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24]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就必须要有坚强的组织和纪律。三民主义目标成功后,“以党治国”思想的最终目标还是要把政权交还给人民。这便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为此,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由“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进一步明确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以党治国”思想是“军政和训政”过程中考虑到民众素质低下等当时中国国情所经历的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推行宪政。在孙中山眼里,“以党治国”思想的“党”已经不是政党政治中的“党”,而是“先知先觉”的“革命党”。这一点实际上在“权能区分”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中均得以体现。当然,孙中山把国民党比做“先知先觉”的“革命党”,这本身就是贤人政治思想的反映,存在着假设前提的缺陷。因此,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国情,希望分阶段完成民主政治建设,但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和一党专政的现象。对此,孙中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认识到一党专政容易带来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有违“先知先觉”的“革命党”问题,但他尚未充分实践其三民主义来解决此问题时,他就已经过早离开我们。以至于后来“党化国家”如此强烈,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后来对国民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和治军等方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
尽管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存在着严重的不良影响,但我们必须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以党治国”思想及其意义。首先,孙中山结合当时中国特定的国情,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以党治国”思想是其阶段性的产物;其次,“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在于推行三民主义,最终目标实行宪政。我们只有完整把握“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才能给予我们正确的启迪,否则教条化地运用这种思想只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综观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并足以让我们反思。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长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并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近现代政治家,孙中山从最初的崇拜西方文明,到后来结合中国国情、注重中西融合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批评了那种“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至上”的错误倾向,并指出“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26]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注意到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但并没有因此而主张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这个过渡时期不同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不能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就拒绝给予他主人的地位。既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应有良师益友以教之。”[27]孙中山的这种思想火花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强的启迪意义,尤其对于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改革。当然,孙中山在中西融合、把握中国国情方面仍有不足,在某些方面过分受制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当时诸多现实条件的顾虑而迁就所谓的国情(他担心他的长期国外生活的背景容易被人作为攻击他不顾国情的借口),从而导致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存在诸多缺陷,这是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封建帝国而对民主政治制度不熟悉状况下的必然反映,乃是民主政治探索过程中的情理之中。我们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去评价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不管如何,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以及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在缅怀孙中山先生时常常并没有真正把握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内涵。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参考文献:
[1][4][20]《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474、509--510页。
[2] [5]《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592页。
[3]《孙中山选集》[M]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6][21] 徐方平、郭劲松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M],崇文书局2005年版,第185、273--281页。
[7]《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1页。
[8] [15][16][26]《孙中山全集》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2、2、5、332页。
[9][11][17] [18]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0、346—347、254页。
[10] 曹锦清编:《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12] 吴湘清编写:《孙逸仙先生传》[M],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4年增编版,第1737页。
[13]《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4]《〈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
[19] 钱穆著:《中国历史精神》[M],台北:国民出版社,民国四十三年版,第9页。
[22]《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23] [24]《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6、282页。
[25] 王业兴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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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理恶意占用域名资源行为的批复

信息产业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关于处理恶意占用域名资源行为的批复


信部电函 [2001] 324 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你中心《关于处理恶意占用域名资源行为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为维护正常的域名注册秩序,充分利用域名资源,针对一些公司多次预注册域名而不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文件和缴纳费用的行为,我部对《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作出如下补充解释:"当某一域名注册申请人对某一域名提出注册申请30日内不提交正式申请文件的,不得连续申请注册该域名。"

你中心可以据此解释对现有的连续预注册的申请做出撤销或删除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二ОО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设立我国遗产破产制度研究
廖显堂

摘 要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向完善发展的过程。法律因习惯而生,也因习惯而变。我国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遗产债权的保护与继承法的社会功能和继承人利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求得两者的平衡,很有必要引入遗产破产制度。本文考察了国外遗产破产制度的沿革和功能,在对中外继承与破产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的研究中,笔者认为遗产破产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进而对就如何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破产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包括论述了遗产破产的立法名称、破产财团、破产程序启动、债权的确认、财产的分配和程序终结等,建立遗产破产制度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继承和破产法治。
关键词:遗产破产;破产能力;独立性;必要性;破产财团;破产分配
图书分类号:D922.291.92

On Building Our Nation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Abstract
Accompan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law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simplicity to consummation. Law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habit and thought of society also cannot stand still with them .Our country issue inheritance code which emphasize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ignore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 for balancing the interest of both par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our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This thesis has researche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t is believed in that the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s independent by means of studying and comparing Chinese to the other national inheritance and bankruptcy system. Further then, it has specific designed our nation leg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in this paper. It demonstrated the name of inheritance bankruptcy, property of the estate and distribution of assets etc., and it will make the rule of inheritance and bankruptcy law perfect.
Key words: Inheritance bankrupt; the ability of bankruptcy; Independence; Necessity; Property of the estate; Distribution of assets

前 言
社会发展表现为一个过程,一个由低级、野蛮向高级、文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向完善发展的过程。法律是传统的、习惯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法因习惯而生,也因习惯而变。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具有长期的身份继承和父债子还的传统。近代清末修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破产的法律《破产律》,但仅仅颁布两年就因多遭非议而被明令废止。1910年颁布《大清现行刑律》,仍带有传统“诸法合体”的色彩,其有关继承的规定大体沿袭古制,少有变革。曾仿德日民法拟成《大清民律草案》,这部法律并未颁布。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颁布继承法,实行概括继承原则下的选择限定继承制度。1935年,颁布了破产法,该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适用于商人和非商人,同时规定遗产具有破产能力,从制度上废除了身份继承和父债子还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即废除了民国时期颁布的所有法律。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制度下个人财产很少,也鲜有个人经济交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我国继承法颁布,确立了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再次从制度上废除父债子还的习惯。但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法的宣示、指引作用呈现出一个过程性的变化;加上我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以至我国现今在关于自然人死后的债务偿还的社会观念上表现出父债子还、人死债没、限定继承的多种观念并存的多元化形态。基于我国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却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行继承法的社会功能和继承人的利益与遗产债权的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求得两者的平衡,本人认为,应该引入遗产破产制度,并结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和习惯,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破产制度。

一、遗产破产制度的概述
(一)遗产破产的概念
  《台湾破产法》第59条规定:“遗产不敷清偿被继承人债务,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亦得宣告破产:一无继承人时。二继承人为限定继承或继承人全体抛弃继承时。三未抛弃继承之继承人全体有破产原因时。前项破产申请,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及遗嘱执行人亦得为之”[2]。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将个人破产定义为:“公民死亡,其遗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包括未到期债务)时,经其继承人或债权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依法宣告被继承人破产,将其全部遗产公平清偿给所有债权人的制度”[3],把个人破产制度解释为遗产破产制度。1995年汤维建引用的遗产破产的定义为:“谓遗产破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其遗产不足以清偿所欠债务,并且也无继承人继承遗产,或者虽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仅为限定继承或全体抛弃继承,或者未抛弃继承的继承人全体均有破产原因,经债权人、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及对遗产有管理权的遗嘱执行人的申请,由法院针对遗产所宣告的破产[4]”,此概念与台湾破产法规定相同,且只以债务超过为破产原因[5]。日本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为“认定以继承财产不能对继承债权人以及被遗赠人完成清偿的[6]”,与债务超过相似,增加受遗赠人有权申请破产。学者付翠英对遗产破产的定义中没有了台湾破产法的三种情形的限定[7]。但《德国破产法》将“支付不能”和“资不抵债”都作为遗产破产的原因,规定在继承人、遗产管理人、遗产看管人或遗嘱执行人申请开始程序的,支付不能亦为破产原因[8]。看来,遗产破产的原因有债务超过和支付不能两种。各国对遗产破产的申请人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原1992年公布的《日本破产法》第130条规定,在破产申请后或破产宣告后破产者死亡之场合,破产程序作为对继承财产而继续进行[9],说明存在先开始自然人破产程序后因自然人死亡而开始遗产破产程序。本人认为,在我国大陆没有遗产破产制度,不能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遗产破产进行定义的情况下,遗产破产的定义应该能反映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形,包括两种破产原因、被继承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况,并且还应包括已经开始的自然人破产程序中自然人死亡的情形。因此遗产破产应表述为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其遗产不足或不能清偿债务,经申请由法院针对遗产所宣告的破产,或在已开始的自然人破产程序中因被破产人死亡而继续进行针对遗产的破产程序。
  (二)遗产破产制度的产生和立法概况
  破产制度产生,实质包括两个方面制度的确立,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上,债务人仅以现有的财产和权利承担责任,确立债务人的有限责任,债务人以现有财产和权利承担债务以后债务人的继续偿还责任免除;另一方面是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上,以债务人现有的财产和权利为限在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后世的破产制度是古代的债务执行制度逐渐演变而来的,破产制度的雏形要追溯到罗马法程式诉讼时期对财产强制执行的财产拍卖制度,通过对扣押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拍卖以清偿债务。到罗马法非常诉讼时期,对财产执行制度进一步发展为财产委付制度,当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时,经二个以上有执行名义的债权人申请,或者经债务人本人作出委付全部财产供债权人分配的意思表示,裁判官则谕令扣押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交由财产管理人悉数变卖,以价金公平分配给债权人。从罗马法开始,自然人破产制度一直是破产法的基本内容,也是破产制度的发端。1244年《威尼斯条例》颁布,制定了第一个比较详细的商人破产条例。
  遗产破产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是确立了自然人死亡后仅以其所留财产为限偿还债务,而不是由其继承人继续偿还的做法。这得益于限定继承制度的确立。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形,这时只能以遗产为限偿还债务,但制度的确立才是实质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债权人公平受偿问题。限定继承制度的确立,当数额一定的财产不抵债时必然产生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的,因为债权之间本来是平等的。继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亦反映经济发展的状况。关于遗产债权,考察罗马法,经历了由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由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继承的过程。当时罗马的继承,主要是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以绵延家祀于不绝,以后经济关系的变化,财产成了继承的主要对象。随着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概括继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据,于是大法官适应继承制度变革的需要,通过司法实践,逐步废除了概括继承制度。公元531年,优帝一世规定继承人有权就其继承的财产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但应依法对被继承人的遗产造具清册,限定继承制度正式确立[10]。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以遗产为限清偿债权而不能要求继承人承担了,这就产生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问题。“十三世纪中后期,德国北部的一些商业城市针对债务人死亡或逃逸的情况,开始出现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程序,这个以债权人平等受偿主义观念支撑的程序,被学者看作是德国破产程序的开端”[11],这是本人能找到的最早关于类似于遗产破产的记载。十七世纪后,德国破产制度受西班牙破产法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程序设计和增强操作性,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法对德国法产生影响,最初进行破产法编纂的1855年普鲁士破产法,确立了一般破产主义,自然人破产制度成为破产法的内容。德国统一后1877年制定了统一的破产法,而后又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修改后的法律1900年起正式施行[12]。1994年德国对破产法进行了修改,并于1999年正式施行,这就是德国现行破产法,德国确立了完善且现代化的自然人破产制度。同时对遗产破产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德国破产法》第十编特种支付不能程序中第一章遗产支付不能程序共有16条做出了关于遗产破产的程序,包括管辖、申请权人、申请期间、程序开始原因、继承人费用、财团债务、继承人请求权、后顺序债务、后位继承、遗产买卖、继承人同时支付不能等做出规定,并且在其民法中作了很好的衔接规定。
  当今,很多国家规定了遗产破产程序。《法国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第16条规定“商人、手工业者或农业生产者在停止支付状态下去世的一年内,应继承人的申报或债权人传唤、法庭依职权或检察官的申请立案,其余程序适用个人破产程序。”[13]《瑞士联邦债务执行与破产法》第193条规定了对拒绝继承或负债遗产,债权人或继承人要求或主管机构通知法院进行破产清算[14]。《英国破产法》第412条个人破产规则的附表9中第19条确定了可以对已经死亡的债务人或破产人适用第八至第十一部分关于个人破产的规定,同时第421条对死亡人的破产财产作了一些规定[15]。还有澳大利亚、香港等都规定了亡故债务人的破产清算。
日本历史上德川幕府时代曾经有所谓“家资分散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经过全体债权人同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由债权人供分配的制度,它和罗马法上的财产委付制度非常相类。1872年日本还颁布了家资分散法。日本早期的这些立法虽然有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些要素,但它毕竟不是近代破产法。1890年日本借鉴法国破产法制定了商法破产编,采纳商人破产主义,同年又重新颁布了适用于非商人的家资分散法。日本新商法颁布以后,按照德国法又对破产法进行了修改,于1922年颁布新破产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自然人破产也受其调整。二战以后,日本破产法受美国法的影响,1952年废除了破产不免责主义,对自然人破产采纳免责主义。日本破产法原来将自然人、法人、继承财产三种制度并列在一起规定,2004年新修改的破产法专门对继承财产破产的特例设立继承财产的破产、继承人的破产、受遗赠人的破产三节,对其管辖、破产原因、申请人、申请期间、破产程序决定之前和之后的财产继承、破产财团的范围、继承人等的说明义务、债权人和受遗赠人的地位、废止破产程序的申请、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与继承财产破产的关系均进行了规定,日本规定了目前最详尽完善的遗产破产制度。
  中国近代意义的破产法要数1906年清王朝颁布的《破产律》,该法适用于商人,但非商人也可以参照适用,这部算得上中国自然人破产制度最早立法渊源的法律施行了两年就被废除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破产法,该法采纳一般破产主义,适用于所有私法人,另外依据其59条,遗产具有形式上的破产能力。这部法律后来曾略作修改,现在仍然适用于台湾地区。
(三)遗产破产能力
1.破产能力
破产能力,它是指民事主体得以适用破产程序的资格。台湾学者陈计男在《破产法论》一书中提到:“能力要件者,为许可和解或破产宣告之主观要件,即能受许可和解及破产宣告之资格也。[16]”日本学者也认为“能够接受破产宣告成为破产者的资格称为破产能力[17]”。作为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破产能力是特别法上的资格,它既是民事主体的权利,也是民事主体的义务,它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权的干预。破产能力的意义在于,它是构成诉讼程序上对债务人适用破产程序的必要和实质条件,破产能力范围的大小决定着破产法适用范围的大小。世界各国关于破产能力的立法一般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一般破产主义,是指破产法适用于不能清偿债务的所有债务人,债务人的破产能力不因其为商人或者非商人而有所差别的立法原则。一般破产主义立法为近代英国、德国破产立法所倡导,现已推广普及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日耳曼法系的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家和英美法系中的许多国家均采此制度。采此主义者,多以破产法为独立法典,这种立法模式不限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承认民事主体均有破产能力;二为商人破产主义,将民事主体区分为商人和非商人,从而规定破产法只适用于商人而不适用于非商人,此种制度称为商人破产主义。这一制度来源于古罗马和意大利商业中心城市的破产执行制度,因为当时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发生在商人与商人之间,适用破产程序的对象主要是商人,破产法在商人规则的约束下形成了商人破产主义。后来该制度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形成拉丁破产法系的一大特点,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希腊、意大利、1967年以前的法国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采这种主张。采此主义者,多不以破产法为独立法典,而将破产制度规定于商法典之中。商人破产主义的实质,在于承认商人的破产能力,否认非商人的破产能力。在实行商人破产主义的国家,一般都在法律上对何为商人做出明确的表述,并规定非商人准用普通的民事执行制度。三为折衷土义,在商人破产主义和一般人破产主义之间,有些国家则采用折衷主义原则,即商人、非商人均适用破产法规中的实体法部分,只是商人适用的破产程序与非商人适用的破产程序不同,又称“复制主义”。西班牙、丹麦等国家采用此主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破产主义己成为现代破产立法的趋势,甚至原来采用商人破产主义的国家也开始向一般破产主义转变。采用一般破产主义的国家,大多规定了遗产破产制度。
2.遗产的破产能力
如果自然人死亡前并没有对其开始破产程序,其死亡后留有超过遗产的债务,如何将这些遗产公平地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呢?根据我国继承法限定继承原则,当继承人选择取得遗产时,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对遗产的分配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很难保证债务清偿的有序和公正。当继承人选择放弃继承时,就会出现偿债主体缺位的现象,混乱更加难以避免。为弥补自然人死亡后民事主体的真空状态,许多国家的破产法直接或间接规定了被继承人死亡后,在继承人(自然人)破产之外的遗产破产制度。由于遗产破产制度的实行,人们认为遗产具有破产能力。又由于遗产本身无权利主体的性质,所以在遗产破产,以谁为破产主体,在学理上即成为问题。有人主张破产主体应为被继承人,认为遗产破产的能力来源于遗产对死者法律主体性的残余反映,因而认为遗产破产的主体是被继承人,遗产破产虽与被继承人有关,以被继承人死亡为前提,将被继承人作为遗产破产主体与破产能力终于死亡的理论相违背,这种学说不能自圆其说。有人主张遗产破产的破产主体应为继承人,认为在遗产破产中,由于被继承人已经死亡,其破产能力随同权利能力一起消灭,不能以被继承人为破产主体,而继承人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而其遗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继承人随即成为破产人,进而认为继承人是遗产破产的主体。国外破产立法将继承人和遗产破产是严格区分的,继承人破产的主体是自然人,如果遗产破产的主体也是继承人的话,就会抹杀继承人破产与遗产破产的区别;并且如果以继承人为破产主体,那么就应对继承人因为破产而剥夺其有关的公权利和私权利,这对继承人明显不公,即便不剥夺,于继承人的名誉和信誉也将受损;遗产破产的原因一般是因为继承人放弃继承或承认限定继承,如放弃继承继承人与遗产已毫无关系,限定继承即遗产债务的偿还以遗产范围为限偿还,遗产破产明显是针对遗产的而与继承人的财产也没有关系;还有如果继承人对遗产存在债权的情况下,其债权人的地位与其他债权人的地位相同,以继承人为破产主体,就会造成继承人对其本人破产还存在债权的矛盾。有人认为在继承开始前为被继承人而在继承开始后为继承人,就同时存在上述的两种错误。还有的学者认为遗产破产应与设有代表人的非法人团体相同,应以遗产本身为破产人[18]。也有人认为,对遗产适用破产程序与破产能力无关。在法律上,“能力”是民事主体的资格,只有民事主体才能享有。世界上及我国通行的民事主体只有三种,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对遗产发动破产程序,是为了债务清理程序的方便而对遗产“准用”破产制度,并不表示遗产取得了权利主体的地位,不涉及能力问题,也就不存在谁为主体之争了。[19]
以遗产本身为破产人,认为遗产作为财团,具有破产的主体资格,目前这种学说为通说,笔者也赞同此说。在罗马法时代,认为遗产是死者生命的延续,在遗产不可能依托于任何人的情况下,法律则行使其强制力,使该财产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即在必要时它自己被视为是一个主体,它可以承受财产的增加或减少[20]。既然上述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为破产主体,被继承人死后遗产就会处于无主状态,按民法理论无主财产任何人可以先占取得或收归国家所有,只有赋与遗产的主体资格才能解决此问题。最初,法人并不是民事主体,也不具有破产能力,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律赋予法人民事主体资格,也赋与破产能力,法律同样可以根据需要赋与遗产的破产能力。当法人解散、停业且无人管理时,其只剩下财产的情形与自然人死后剩下遗产的情形相似,但不影响进入破产程序。为了加强对遗产债权的保护,兼顾遗产的养老育幼的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赋予遗产破产能力,才会使债权人利益保护这一机能不会因债务人主体的欠缺而不存在。自然人死后,与法人相似,同样有债权的清收,个人经营的情况下合同的继续履行,因此遗产同样具有权利能力,与管理人结合,可以进行起诉、清收欠款、支付必要费用等即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二、遗产破产制度的价值和与有关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一)遗产破产制度的本质和价值
破产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对破产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调节手段,是体现对债务人救济的同时,为贯彻债权人平等原则而设立的一种司法上的特殊偿债程序[21]。如果市场更为需要公平的清偿债务的程序的话,则破产法中的破产清算程序就具备这种功能,而且它区别于民事诉讼的个别清偿程序并以其独特的概括清偿程序体现公平与效率。公平无疑是破产程序应当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我国新颁布的企业破产法第六条规定了破产救济原则,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应当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破产救济成为原则是我国破产法的独特特征。在西方国家和东方的日本,虽未将其视为破产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破产救济体现在职工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破产救济原则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关怀。[22]同样,遗产破产制度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对弱者的保护。德国遗产破产制度也将特留份列入遗产债务的范围[23]。而遗产破产制度的性质,从遗产角度考察,涉及到继承人、遗产扶养人的利益,具有扶养性质,从债权人角度考察即具有清算的和执行的性质,即遗产破产制度具有破产和继承制度的双重属性。
遗产破产制度包含了破产制度的价值,也包含了遗产继承制度的价值。社会制度不同,继承法律制度的本质就不同,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也不相同,指导确立继承法律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就不同。由于我国在财产继承的主体和客体、遗产的来源、继承的目的等方面与过去的继承法律制度相比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着根本不同,因此,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与其他国家的继承法立法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立法价值取向上,我国现行继承制度确立了养老育幼、照顾病残的观念,瞻养、敬重和照顾老人、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它完全适应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总体而言,遗产破产制度是破产制度,性质上是破产法,追求公平和价值,同时顺应破产法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考虑我国继承制度的养老育幼的价值取向,遗产破产制度在我国应在维护遗产养老育幼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债权人在遗产范围内的公平受偿。
  (二)遗产破产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1.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自然人破产,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个人即自然人,个人破产也即是自然人破产;另一种则主张自然人破产是个人破产的一部分。认为个人破产制度中的个人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其范围不仅宽于《民法通则》第9条所规定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公民,而且也大于《民法通则》第二章所规定的两户一伙,这一观点认为,个人破产就其本质是指所有法律上或实质上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和自然人的破产,并依破产的主体地位将个人破产分为组织型破产、自然人破产和遗产破产[24]。本文是后一种意思而言的。关于遗产破产制度,有人认为“没有遗产破产制度的自然人破产制度体系是不完善的体系”[25],把遗产破产制度看作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部分,或者是自然人在破产过程中死亡后的破产程序的继续,认为“遗产破产是自然人破产的一个衍生物”[26];或者说建立遗产破产制度必须以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为前提,认为“既然涉及到自然人破产的问题,也应对遗产破产作出规定”[27]。有些国家在民法中设立遗产破产制度[28],这说明,遗产破产并不一定需要与自然人破产制度结合在一起,如德国、日本,将遗产破产制度作为特殊的制度进行单独的规定,而台湾、瑞士即将自然人、法人、遗产破产混合规定在一起。这些说明遗产破产并不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部分,也不是自然人死后破产程序的延续,遗产破产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遗产破产与自然人的破产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两者的破产目的不同,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目的在于免除自然人的负担,让其重新起步发展,关键在于免责,而遗产破产制度的目的就是进行财产清算[29],履行养老育幼和保护债权人的功能。二是申请权人不同,自然人破产的申请权人一般仅包括债务人和债权人两方,而遗产破产的申请权人为债权人、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债务人因其死亡而不具有破产申请权;三是债权人申请破产所受限制不同,自然人的破产程序中,只要债权人的债权不逾诉讼时效则有破产申请权。而遗产破产中,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受有一定的期限限制。例如,《德国破产法》第220条规定:“继承接受两年后,遗产债权人无权为程序宣告的申请。”四是破产财团债务的法定范围不同。自然人破产中的破产财团债务一般仅包括破产费用和破产程序中所产生的债务及其他耗费,而遗产破产中的财团债务则要宽泛很多,除前者外,还包括与被继承人身份相关的丧葬费等;五是和解能力不同,自然人除破产能力外还有申请和解的能力和资格,但遗产破产则仅具破产能力而无和解能力;六是遗产破产不存在自由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一般自然人破产时,法律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和保护救济债务人,促使其东山再起必须保留其生存发展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工作资料,而遗产破产则无存在自由财产的必要;七是免责与复权不同。自然人破产后是否免责受制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但遗产破产则除免责而别无选择。对于复权也是如此,自然人的破产有所谓资格限制、权利限制或人格破产的问题,那么法律应当允许自然人日后符合一定条件恢复其限制的权利,对遗产破产而言则不存在此类问题。[30]
同时遗产破产又与自然人破产有密切的联系。遗产破产程序的开始以自然人死亡为前提,遗产破产的破产财产是自然人生前的财产,自然人在破产程序中死亡,就进入遗产破产程序。自然人仍生存但被依法宣告死亡时,其财产视为遗产也应当具有破产能力,进入遗产破产程序。
2.与法人破产制度的联系。
法人破产制度是指以法人为破产对象的破产,因为法人类型多样,不同的国家根据具体的情形,不同程度地限制或者排除某些法人的破产能力。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制度,2006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仅适用企业法人的破产,排除了企业法人之外的其它法人如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破产。遗产破产制度与法人破产制度两者的破产主体完全不同,一般认为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殊不知两者存在更多的联系。首先两者都是法律拟制主体,法人是法律授予的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组织或目的性财产,具有民事主体的资格和破产的主体资格。遗产破产是因为遗产被法律授予破产的主体资格,也是法律拟制主体,虽然一般认为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次是法人破产时与遗产破产时都处于行为能力受限状态,由破产管理人决定其某些行为能力的行使;三为两者破产财产分配时都首先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在我国,法人相关的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破产分配时处于优先顺位,同样遗产破产相关的特留份、赡养费、丧葬费等也优先予以分配;四是两者都没有自由财产制度、复权制度;最后是两者在破产清算完毕后都是主体消灭。
3.与遗产清算程序的区别和联系
遗产清算程序是对遗产进行清理核算的程序,包括遗产的管理估价、被继承人的债权整理清收、被继承人的债务整理、遗产的变价和分配等。遗产清算程序与遗产破产程序是不同的,首先是遗产清算程序是民法中继承法的范畴,而遗产破产即是商法中破产法的范畴;其次,遗产清算可以继承人自己清算,也可以委托他人,还可以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破产的清算只能是法院依法指定的清算组进行;还有遗产清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将遗产清算后的余额分配给继承人,遗产破产的目的是为了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在遗产的清算过程中如果发现遗产不足偿还债务,在有遗产破产程序的国家,清算人应该申请遗产破产。

三、我国设立遗产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据考证我国最早的《继承法》产生于夏代,从夏朝到清末宪政改革前,我国一直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关于财产继承部分主要规定在九婚律中,对遗产债务的清偿,一直实行的是概括继承原则,即“父死子继,父债子还”。我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实行概括继承方式,这与我国的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其一,我国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交往不频繁,债法关系欠发达,债权保护问题因而不突出;其二是宗法制度贯穿封建统治始终,限定继承将使负债之父名誉受损、言尊长之不足,有违“尊尊、亲亲”之基本要求为宗法制度所不允许,因此只能是“父债子还”的概括继承。1910年颁布《大清现行刑律》是一部过渡性法典,虽名为“刑律”,仍带有传统法律“诸法合体”的特色,其有关继承的规定大体沿袭古制,少有变革。曾仿德日民法拟成《大清民律草案》,1911年编制成《继承法》编第一草案,但还没有施行,清朝便被辛亥革命所推翻。1930年,中华民国以旧中国历次《继承法》草案为蓝本,编制了《民法典》第五编,这就是现在在台湾施行的《继承法》,它以旧中国历次《继承法》草案为基础,仿效了德、法两国《继承法》编制而成,它以概括继承为原则,限定继承为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即废除了民国时期颁布的所有法律,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制度下个人财产很少,也鲜有个人经济交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我国继承法颁布,确立了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再次从制度上废除父债子还的习惯。但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法的宣示、指引作用呈现出一个过程性的变化;加上我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以至我国现今社会观念上表现出父债子还、人死债没、限定继承的多元化形态。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颁布了强调养老育幼社会功能和保护继承人继承权的继承法,缺乏对遗产债权的保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遗产债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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