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商务交易中的法律风险防犯/臧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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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商务交易中的法律风险防犯/臧恩富
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臧恩富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司对外商务交易主要是以订立各种商务合同的方式实现各种商业的预期和目的。订立合同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商场如战场，商场中既存在各种利益的诱惑和竞争，也存在各种风险和陷阱，如何从法律的角度防范潜在的经营风险，是每个成熟的商人应考虑的问题。在法律职业专业人员的眼中，公司对外交易中存在与法律风险相关的“三患”和“三利”。存在“三患”的公司，经营中的法律风险大，既使诉讼也处于被动地位。拥有“三利”的公司，法律风险较小，既使面临诉讼也能从容镇定，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公司“三患”是指：
（一）、一患：合同不规范甚至无效或可撤销，交易目的受阻
有的公司对外订立的合同没有按照有名合同的法律规范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名称常常是以合同或协议通称，而合同当事人则以甲方、乙方通称，产生纠纷后关于合同的性质和权利、义务难以找到明确对应的准据法加以分析和衡量，甚至合同中的部分条款或主要条款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这样当事人依合同条款所期待的交易利益并没有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二患：陷入诉讼，长时间悬而未决
有的公司因合同不规范、证据不全导致在诉讼中处于被动地位，案件长时间悬而未决，消耗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和打官司，可是案件的结果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
（三）、三患：胜诉后无法执行
有的公司作为原告虽然打赢了官司，但由于交易中没有作好资信调查，诉前及诉中没有作财产保全，拿到胜诉判决后却无法执行，空悲叹。
二、公司“三利”是指：
（一）、诉前有备
有备无患，诉前有备是指公司没有面临诉讼时已经事先按可能面临的诉讼作好了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从交易对象的资信调查、到合同的订立，重要交易环节档案证据材料的收集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诉中能胜诉
在公司已经有诉前准备的基础上，公司一旦实际进入诉讼，则聘请专业的高水平的律师代表公司应诉，借助有效的专业法律服务资源争取尽早实现诉讼目的。
（三）、诉后能执行
因公司已作好了对方的资信调查、甚至已作了，财产保全，这样一旦胜诉，判决就能得到执行兑现。
三、如何避免和防范三患、形成和拥有“三利”之势
法律是一种专业职业，希望每个人通过粗略地学习就能掌握法律的精髓并运用自如是不现实的，就好比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专业医生一样。所以公司防范潜在法律风险的最佳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聘请专业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同时从事商务交易的人要有基本的法律意思。从律师的角度看，防范公司经营中的法律风险，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一、作好资信调查
作好资信调查是公司商务交易中首先应当重视的问题，资信调查包括交易对象的调查，也包括交易标的的调查，例如公司信誉调查，集团公司与关联公司的调查、不动产交易中对不动产本身的调查、公司并购中的尽职调查等，资信调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商务交易中纠纷的解决效率和胜诉之后责任方有无偿债能力。
二、确定交易主体
商务谈判中参与谈判的可能是一个集团公司，也可能是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代表公司谈判的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长，也可能是公司的总经理，实际签订合同时可能加盖相关公司的印章，也可能是公司经办人签字。谁是合同的主体，是集团公司还是子公司或分公司或关联公司，是公司行为还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谁对合同负责，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实际诉讼是往往纠缠不清。合同主体是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并承担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当事人。合同具有相对性，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的人通常不享有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区分谈判主体与交易主体，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当事人更为重要。在不订立书面合同的交易中，如口头合同，或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的合同中，明确交易主体尤其重要，只有明确交易主体，才能确定义务的责任人。
三、理顺法律关系，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涉及到合同的法律、法规都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的，成文法的特点是立法按照有名合同（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等）的法律特征规定了规范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成文法要求：其一，当事人的约定不能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背，否则无效；其二，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从法定。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没有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将法定条款明确写进双方之间的合同，合同法及相关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如何理顺法律关系，将交易合同明确定位为有名合同或按有名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规定复合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公司订立合同之前就应解决的问题。否则仅以“合作合同”等通称合同，以“ 甲方、乙方”等通称合同当事人，一旦产生纠纷，就很难确定准据法和合同的类型、性质。
常州市政府关于调整常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调整常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常政发〔2009〕136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有关单位：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市政府决定调整常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由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调整后的名单如下：
组 长：王成斌 副市长
副组长：王宇伟 市政府副秘书长
赵唯强 市文广新局局长
朱志洪 市财政局局长
蒋节勤 市文联主席
成 员：王艳红 金坛市副市长
唐华新 溧阳市副市长
王明昌 武进区副区长
胡秀芳 新北区副区长
魏 敏 天宁区副区长
许 峥 钟楼区副区长
章卫忠 戚墅堰区副区长
刘月冬 市财政局副局长
徐 进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黄瑞康 市文联副主席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办公室主任由徐进同志兼任。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过失相抵规则在特殊侵权中的适用
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 胡勇军
过失相抵，是指就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也有过失，法院可依其职权，按一定的标准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1]所谓“过失相抵”，并非指赔偿权利人之过失与赔偿义务人之过失互相抵销。学者认为，债权债务可相抵，损益亦可同抵；而过失不能相互抵销，正如同违法行为不能相互抵销同一道理。过失相抵，“不过为形容之语”，实质就是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失两相较量，以定责任之有无及其范围，而非两者互相抵销。因此，德国理论上仅称其为“被害人自己之过失”。[2]
过失相抵规则自罗马法产生以来，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已广为各国所采用，但在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额是否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这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理论上曾有学者认为，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有关过失相抵的抗辩仅适用于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侵权案件，其责任减免的依据是过错理论，因此它不适用于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侵权案件。[3]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了动物饲养人的严格责任，同时又规定，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从该规定可以推知，在加害人承担严格责任的场合，对于受害人与有过失而造成的损害，不成立加害人责任，从而不适用131条的规定。可见，我国民法理论对于严格责任案件并不承认过失相抵。另外，在审判实务中，对于触电人身损害是否适用过失相抵也发生过重大争论。否定者认定，按照《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从事高危作业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我国《民法通则》是将无过错责任的免责事由规定在第123条中，按照体系解释其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31条过失相抵的范畴。由此可见过失相抵能否适用于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中，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就过失相抵规则在特殊侵权中适用的法理及法律依据、构成要件、适用限制、效力与标准及该原则的价值结合实践进行论述。
一、过失相抵规则适用于特殊侵权的法理及法律依据
事实上过失相抵在侵权责任中的适用范围问题，在理论上已基本形成共识，我国众多学者都主张特殊侵权中，亦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过失相抵，为基于赔偿制度之公平分担及支配债权债务关系之诚信原则之一具体体现，即不得以因自己过失之损害，转嫁于他人。其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行为及债务不履行，而并及于其他依法律之规定所生之损害赔偿。义务人纵应负无过失之赔偿责任，亦非例外。”[4]曾世雄先生亦认为：“过失相抵，经长久开发之结果，其适用不因责任之为何而不同。责任原因为侵权行为或违反契约，固有其适用，即责任原因为法律之特别规定，包括赔偿义务人负危险责任之情形者，亦不例外。”[5]曾隆兴先生亦曾明言：“加害人应负无过失责任，或依举证责任之倒置，应负中间责任时，若被害人与过过失者，亦得过失相抵。” [6]大陆学者更从过失相抵系一种“外来原因”抗辩的角度论述了其适用范围的合理性：所谓“相抵”，是指受害人“与有过失”或说其有过错的行为构成损害发生或扩大原因，以该原因力抵销的行为构成损害发生或扩大之原因，以该原因的原因力抵销其所受损害可能请求赔偿的一部分或全部。所以，过失相抵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也被现代侵权行为法扩展运用到无过错责任领域。[7]
实践中，如不考虑过失相抵规则，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案件中，如果双方都有过错时，则会出现责任分配明显不公的现象。以动物侵权为例，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在受害人和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如果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只是呆板的适用法条，则会得出由受害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结论。这显然违反公平正义原则，也未能正确的适用法律。因为，即便是在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领域，在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受害人仍有获得部分赔偿的权利，而在旨在特别保护受害人的无过错责任情况下却得不到任何赔偿。这不仅使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特别保护，也与督促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加强管理义务的立法本意背道而驰。因此，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领域如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盲目搞一刀切，会出现非此即彼的错误结论，不能正确、科学的划分侵权者与受害者的责任。
新近出台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也对特殊侵权行为领域是否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作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该条明确了两点：其一，交通事故所引发的民事损害赔偿，机动车一方（即侵权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其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即受害者）与有过失，则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是我国立法首次明确肯定，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领域亦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但该法只是规定了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过失相抵的适用，而未涉及到其他特殊侵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将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其他特殊侵权领域。该解释第二条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为过失相抵规则在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领域的适用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二、过失相抵的构成要件
在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造成损害时，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应从过失相抵的构成要件来分析。如完全符合该要件，则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反之则不能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的构成要件，可从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方面进行考察。
1、客观要件。客观要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必须是损害结果具有同一性。民法理论认为：“得发生过失相抵者，常为赔偿义务人之过失所引发之损害，与赔偿权利人之过失所酿成之损害为同一，而且该二过失相互助成以致” [8]（2）必须是被害人与侵权人之行为，均为损害之原因。换言之，对于同一之损害，不仅侵害人的行为是其发生原因，被害人的行为与该损害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而对损害的发生与损害结果的扩大形成助力。损害原因互不相关则不能适用过失相抵。上述两个方面，即结果的同一性和原因力的竞合，是适用过失相抵的客观构成要件。因此，双方互殴乃双方互为侵权行为，损害结果既非同一，也不存在原因力的竞合关系，与双方行为为损害之共同原因的情形有别，而无过失相抵适用。要正确理解过失相抵的客观构成要件，应注意过失相抵与因果关系中断的区别。过失相抵与因果关系中断既相类似而又不相同。区别之标准就在于过失相抵客观方面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损害结果同一与原因力竞合。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具备或者两个条件都缺乏时，就可能发生因果关系的中断。
鉴于过失相抵应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尤其是其中原因力竞合因素所具有的实质性作用，有学者认为：“过失相抵制度虽然与双方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有联系，但主要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后果分担的。因此，它属于‘外来原因’的抗辩。”[9]更有学者基于对过失相抵客观构成要件中原因力竞合因素的强调，断言：所谓“过失相抵仅为双方当事人过失行为对发生损害的原因力之斟酌。”[10]过失相抵的客观构成要件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2、主观要件。主观要件即被害人主观上有过失。被害人的行为，虽然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但如果被害人没有过失，仍不能仅据其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减免加害人的责任。其原因正如学者所说：“法律在广义的‘私的自治’所承认之范围内，放任对于自己加害行为，而任何人对自己采不忠实这态度，可影响及于他人之利害时，则当别论。”“被害人‘与有过失’，非可仅解为被害人‘与以原因’之意，而尚须包含在社会观念上应受非难一要素。”[11]没有可非难之过失行为，也就不存在可以转嫁之损害，加害人也就无从主张过失相抵。
过失相抵的立法本意在公平分担责任，不得以因自己过失所生之损害转嫁于他人。因此，凡论及过失相抵，理论上均认为“所谓过失乃广义之过失，包括故意在内”。[12]据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固然属于过失相抵之规定，第一百二十三条后段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时高度危险作业人免责之规定同样属于“过失相抵”之规定。诚如学者所言“过失相抵规则有时可成为加害人免责的事由。免除责任是减轻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以是过失相抵发挥到极致的体现。受害人的故意和重大过失通常称为加害人免责的理由，甚至在加害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当受害人故意寻求伤害时，其过错已达到足可与任何过失相抵，并且在加害人对其不具特定保护义务的情况下承担该损害责任是显失公平而有违诚信的。”
三、过失相抵规则在特殊侵权中适用的限制
在肯定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中也适用过失相抵的前提下，考虑到无过错责任之设系立法上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正义之分配，所以适用过失相抵时应有所限制，以避免与法律保护受害人利益的目的相冲突。过失相抵规则在特殊侵权中适用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案件中，加害人主张减轻其赔偿责任所应基本的受害人的过失，限于重大过失。这一限制的基本理由，亦如曾隆兴先生所说“法律上课以加害人无过失责任或者中间责任时，斟酌被害人与有过失之程度或比重，应比加害人负过失责任之情形为轻，始合立法上加重加害人责任之本意。尤其加害人有过失时，似无须斟酌被害人之过失而减免加害人之责任。”[13]这就是说，无过失责任的本意在保护被害人，加害人纵无过失也应对损害负责，因此受害人有过失时，对其过失的斟酌应当比加害人负过失责任的情形为轻。即在加害人负过失责任的情形，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如同样过失置换在加害人负无过失责任的情形中，则斟酌受害人的过失比例时或可与一般过失同视。诚如学者所言，危险责任制度之所以建立乃因物或企业在一般情形下纵无过失介入仍有损及他人之可能，为求公平起见乃有责令该物或企业所有人或占有人负责之必要。
2、受害人范围的限制。例如在汽车交通事故中，并非所有人的过失引起的事故，加害方都可以以“过失相抵”作为抗辩理由。一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决定其具备的认识能力偏小，他们的过失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应当获得全额损害赔偿金，除非被证明是故意自寻伤害。其法理依据是由于身体或年龄的原因，此类人行动不便、不敏捷，注意力和应变能力不足，不能以一般人等同视之，以体现弱者保护原则。因此，受害人是残疾人、70岁以上老人和10岁以下儿童，原则上不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这是基于社会公平原则，高危作业者须承担的一种危险责任。
3、赔偿金范围的限制。 过失相抵规则仅适用于对消极损害赔偿及抚慰金，对积极损害赔偿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所谓积极损害是指所支出的费用，如医药费、住院费等；消极损害是指可得利益、工资收入损失；抚慰金是指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如果对积极损害、消极损害和抚慰金全部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则可能发生过失比例较大的受害人反而要赔偿加害人所支出的医药费的情形，使受害人在实际上无法获得救济，违反对这类侵权行为规定无过错责任的宗旨，也不符人情事理和社会尊严。
四、过失相抵的效力及标准
过失相抵的效力包括：一、加害人可以依此主张减免相应的民事责任；二、法院得不待当事人主张，依职权减免加害人的民事责任。[14]据此，过失相抵就加害人之主张而言，虽为一种抗辩，但法院既无待当事人的申请迳依职权减免赔偿金额，则过失相抵性质上非止为抗辩，而为赔偿请求权全部或一部之消灭。[15]
关于减免赔偿额的标准，理论上有三种学说：（１）原因力说。此说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根据原因力说，如果损害主要是由于受害人的行为造成的，则可大部分减轻乃至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反之，则应较少减轻加害人的责任。（２）过失轻重比较说。此说认为应以双方过失轻重来确定加害人的责任，如果加害人一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受害人一方为一般过失，则较少减轻加害人的责任；相反，则大部分减轻乃至免除加害人的责任。（３）折衷说。此说既考虑原因力也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失轻重。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处理这一问题宜主要考虑双方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适当兼顾过失程度。因为“决定损害大小的，乃损害原因力之强弱，非过失程度之轻重，因此法院决定减免赔偿金额之标准，在于损害原因力之强弱，过失程度如何，仅为判断原因力之参考”。[16]
至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量化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梁慧星先生曾撰文：在特殊侵权行为中“法官在使用过失相抵归责时，要在受害人的过错比例上再打一个40％—50％的折扣。结合我国情况，其操作概要为：如受害人被认定负全部责任，加害人、受害人各负50％赔偿责任；如受害人为主要责任，可减轻加害人30％的赔偿责任；如受害人与加害人为同等责任，可减轻加害人责任10％；如受害人为次要责任，则过失相抵规则无使用余地，受害人得到全额赔偿” 。当然这样硬性教条理解在实践中亦不可取，但在划分个案损害赔偿责任时可以作些参考，以便在综合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下，作出正确、合理的责任分配。
五、过失相抵规则的制度价值
过失相抵的在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领域适用的直接后果是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的减轻或免除。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配合其他民事责任制度正确、公正地界定特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过失相抵规则在特殊侵权中适用，有着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有效的保护了特殊侵权案件中的受害者，体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司法理念，同时也是客观、公正地界定特定民事责任的法律保证，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另外，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民事裁决的可执行性，减少执行难问题的产生。最后，该规则的完善使民事责任减轻制度更加完善，在客观上也能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1]朱卫国：《过失相抵论》，载梁慧星主编：《民事法论丛》（第4卷），
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第1款，第400页。
[2]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03页。
[3]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16页。
[4]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03页。
[5]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3页。
[6]曾隆兴《现代损害赔偿法论》1988年11月修订三版，第572页。
[7]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9页。
[8]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0页。
[9]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21页。
[10]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14页。
[11]龙显铭编著：《私法上价格权之保护》，台湾地区中华书局印行1958年2月版，第117页。
[12]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05页。
[13]曾隆兴《现代损害赔偿法论》1988年11月修订三版，第572~573页。
[1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420页。
[15]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9页。
[16]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