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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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7〕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6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遵照执行。
2007年3月30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
为了使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更好地履行审判职责，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以外，每年都应当参加合议庭或者担任独任法官审理案件。
第二条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下列案件：
(一)疑难、复杂、重大案件；
(二)新类型案件；
(三)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
(四)认为应当由自己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的数量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的数量标准，由本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规定的办案数量应当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应当选择一定数量的案件，亲自担任承办人办理。
第四条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应当起到示范作用。同时注意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规范指导审判工作。
第五条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依法担任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院长、副院长参加合议庭评议时，多数人的意见与院长、副院长的意见不一致的，院长、副院长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成员中的非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列席审判委员会。
第六条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开庭时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
第七条 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应当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第八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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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
摘 要:
长期以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允许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矛盾，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和弊端，合理借鉴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探讨了阻却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确立的现行法律观点，并提出了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
Research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Mental Damage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whether does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allow the victim to the accused person to propose the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request question, in a legal science theory existence greater dispute, in the present legal framework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has stipulat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but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so deni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has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tradiction, is suitable appears not equally, is disadvantageous obtains the fair treatment to the litigant in the lawsuit activity, harmed the judicature to be fair, also had disobeys the legisla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thought must establish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s system. Embarked from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conflict and the malpractice which in the legislation stipulat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xisted, reasonably profited from the English America method and the continental method two big legal systems related laws, further has discussed the anti- actually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establishment present point of law, and proposed established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the legal basis.
Key Words: Criminal prosecution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ual harm Compensation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特有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但现阶段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仍然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大量的司法实践中也证实了确立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仅限于民事方面。而在刑事诉讼，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瑕疵、乃至缺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问题提出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1、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均限定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三十六条用的是“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上，尽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没有超出“物质损失”这一范围。这显然是我国立法环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一个表现。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也就无法可依。从现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最高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其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批复均将赔偿限制在物质损失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2、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仍不够明确。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了一定标准。
3、宪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公民的精神利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从理论上讲，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到损害，无论是物质上的损害，还是精神上的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无疑也要给予赔偿，这应是宪法作上述规定的应有之义。
由上可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院判决不赔偿精神损失是合法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极其不合理。例如2001年5月，我国首例由强奸犯罪而引起的贞操权损害赔偿案，被害人获得8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二审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的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①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讨论，基本上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此外,还有“太原警察活活打死北京警察案”,“马加爵杀人案”等也都没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另外，从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重大毁容伤害案件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实施残忍的物理和化学手段，意图阻断被害人同外界的社会人际交往，剥夺了被害人的人体形态美，造成被害人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郁之中，正常的生理反映和心理活动均被深度抑制，甚至会不间断地出现厌世和轻生情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既然已经确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相比之下，故意杀人、强奸、抢劫、重伤、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造成了较民事侵权行为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得到赔偿。
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失赔偿的做法弊多利少，是不可取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不符合公平原则。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
①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005481 北京青年报： 陈阳阳 全国首例贞操权案被驳回
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②这样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任基础，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按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也就是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越少。例如，毁人容貌的侵权行为在未构成犯罪时，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既可获得经济损失赔偿，又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毁人容貌行为达到犯罪时，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极为不公平。有些犯
“明知”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对一件奸淫幼女案的评析
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尹科峰 袁媛
一、主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2岁，系湖南省某县未婚青年；受害人张某，女，13岁，系四川省某县无业人员。
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打工过程中认识了受害人张某，张某系四川某县农村人口，身材高大，发育良好，不久后确定了正式的恋爱关系，在恋爱过程中两人多次发生了性关系。在此过程中，李某多次询问张某的真实年龄，张某要么不直接回答，要么说是十四五岁。两人于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张某瞒着其家人，自愿跟李某一起回到李某老家贵州省某县，同居近两个月，在李某亲人及朋友的安排下，征得张某的同意后，两人准备不办结婚证举行婚礼，在婚礼当天张某的家人来到李某家，将张某带走，并报案。直至案发，张某都未满十四周岁，但其始终愿意跟李某一起生活，成为夫妻。
二、存在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结合近几年的案例来看，李某应构成强奸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张某故意隐瞒自身的年龄，而且张某外貌看起来确实不像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致使李某确实无法得知张某为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李某不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关于奸淫幼女构成犯罪以明知为条件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在解释方法上是运用了限制解释的方法，这是合理的，但由于该解释颁布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下了一个暂停使用该司法解释的通知。因此，本文将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评析此案，不使用该司法解释。
（一）本案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构成犯罪必须符合该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但在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心态，因此不满足强奸罪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强奸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刑法理论上所称的认识因素。而在该案中表现为奸淫幼女，奸淫幼女的主观方面也必须是故意，这并不存在分歧。既然奸淫幼女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只有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奸淫的，才具有奸淫幼女的故意。否则，只有奸淫的故意而无奸淫幼女的故意。从刑法理论上来说，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奸淫幼女故意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从大陆法系刑法的归责原则分析，该案不符合该原则，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归责原则是罪过责任，而海洋法系国家的刑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以奸淫幼女为例，大多数海洋法系国家否定要求明知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是否明知十四周岁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刑法的原则也应符合罪过原则的要求。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不存在罪过，其无法得知张某是否已满十四周岁，张某刻意隐瞒自己的年龄，李某也不应当知道张某未满十四周岁，李某没有故意侵犯幼女性权利。因此，根据我国刑法的归责原则，不应由李某承担责任，不构成犯罪。
（三）从我国刑法的其他规定来看，无法得出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不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
从我国刑法关于其他罪的有关规定来看，并不能得出没有明确规定是否“明知”，就理所当然得出不要求是否“明知”。确实刑法中有极少数有要求“明知”的情形，比如“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 。但这只是所有罪名中的极少数。还有一部分罪名也没有明确要求“明知”，但实际司法实践或是理论界，都要求是“明知”。比如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故意犯罪，就要求是明知是毒品而持有，过失持有毒品不构成本罪，但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求“明知”。
因此，并不能说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具体的规定中没有要求是否“明知”，就得出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不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的结论。相反，结合刑法有关其他罪名的规定来看，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更加符合立法的精神与目的。立法者之所以不明确写明，正是立法的高明之处，如果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写出要求明知，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理智的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都会在这里做文章，使得诉讼成本大大增加，更会成为违法者逃避责任的“保护伞”。因此，在刑法条文中不宜也不应规定“明知”的内容，但我们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结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可以得出立法者是要求明知的。
（四）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此案并未具有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是指触犯了刑法，依据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 犯罪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惩罚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一种行为如果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也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换言之，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之有无及大小的根本标准。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受害人张某是恋爱关系，李某真心的想跟张某在一起生活，张某也非常乐意，两人的感情发展到结婚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李某的决定都征得了张某的同意，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该案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根据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该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
四、从该案得到的启示
（一）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能过分夸大案例的作用，走出刑法的经验主义
上面的第一种意见所根据的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前几年该地区出现的未满十四周岁幼女自愿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案例（案情不同），法院都做了有罪判决，而且判的是实体刑。因此，根据经验，奸淫幼女并不要求明知幼女是否满十四周岁，也不管幼女是否愿意，只要有奸淫幼女的事实存在就可构成强奸罪，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最大的忌讳就是经验主义，如果一切都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层面，法治如何进步，法治理论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体现？不管根据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首先利用这种方法指导工作就是不当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没有生命力、没有创新力的工作方法，它只会墨守成规，而放弃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虽然，法律，特别是刑法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但刑法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它的理论不可能停顿，它也在发展，也在丰富，我们只有根据最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推动司法工作，完善执法工作，才能在法制化进程中有所作为。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化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深入，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仅仅根据案例执法、司法，法治如何推进？也许，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判例在今天看来就不是那么符合公平正义了，难道还要根据存在争议的案例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司法实践中不能生搬硬套刑法条文，走出刑法的教条主义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成年人只要与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可以认定其构成强奸罪，而不管其他的任何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定罪的方法，现代刑法已不再采用这种方法了。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强奸罪是一种法定强奸，而不是平常所说的强奸罪，因此，在理解这一款时，一定要结合立法精神，乃至刑法的精神综合理解此款。立法者将这一款写进刑法，就是为了体现对未成年幼女的保护，但是，保护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分的保护必然会侵害其他客体的权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第一种意见正是机械的理解了该款的本来之意，而没有结合刑法的总则和当时的立法精神和目的综合考虑，走进了刑法的教条主义。
（三）全面掌握刑法，结合立法精神与目的综合评价行为人，得出合法又合情的结论
法律条文总是滞后于法律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和充分借鉴司法判例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要避免走进刑事司法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运用法律，这样，才能得出合法、合理又合情的结论，才能办理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案件。
摘 要:
长期以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允许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矛盾，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和弊端，合理借鉴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探讨了阻却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确立的现行法律观点，并提出了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
Research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Mental Damage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whether does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allow the victim to the accused person to propose the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request question, in a legal science theory existence greater dispute, in the present legal framework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has stipulat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but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so deni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has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tradiction, is suitable appears not equally, is disadvantageous obtains the fair treatment to the litigant in the lawsuit activity, harmed the judicature to be fair, also had disobeys the legisla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thought must establish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s system. Embarked from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conflict and the malpractice which in the legislation stipulat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xisted, reasonably profited from the English America method and the continental method two big legal systems related laws, further has discussed the anti- actually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establishment present point of law, and proposed established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the legal basis.
Key Words: Criminal prosecution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ual harm Compensation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特有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但现阶段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仍然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大量的司法实践中也证实了确立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仅限于民事方面。而在刑事诉讼，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瑕疵、乃至缺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问题提出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1、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均限定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三十六条用的是“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上，尽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没有超出“物质损失”这一范围。这显然是我国立法环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一个表现。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也就无法可依。从现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最高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其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批复均将赔偿限制在物质损失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2、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仍不够明确。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了一定标准。
3、宪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公民的精神利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从理论上讲，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到损害，无论是物质上的损害，还是精神上的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无疑也要给予赔偿，这应是宪法作上述规定的应有之义。
由上可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院判决不赔偿精神损失是合法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极其不合理。例如2001年5月，我国首例由强奸犯罪而引起的贞操权损害赔偿案，被害人获得8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二审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的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①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讨论，基本上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此外,还有“太原警察活活打死北京警察案”,“马加爵杀人案”等也都没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另外，从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重大毁容伤害案件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实施残忍的物理和化学手段，意图阻断被害人同外界的社会人际交往，剥夺了被害人的人体形态美，造成被害人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郁之中，正常的生理反映和心理活动均被深度抑制，甚至会不间断地出现厌世和轻生情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既然已经确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相比之下，故意杀人、强奸、抢劫、重伤、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造成了较民事侵权行为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得到赔偿。
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失赔偿的做法弊多利少，是不可取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不符合公平原则。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
①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005481 北京青年报： 陈阳阳 全国首例贞操权案被驳回
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②这样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任基础，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按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也就是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越少。例如，毁人容貌的侵权行为在未构成犯罪时，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既可获得经济损失赔偿，又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毁人容貌行为达到犯罪时，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极为不公平。有些犯
“明知”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对一件奸淫幼女案的评析
桐梓县人民检察院 尹科峰 袁媛
一、主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22岁，系湖南省某县未婚青年；受害人张某，女，13岁，系四川省某县无业人员。
犯罪嫌疑人李某在打工过程中认识了受害人张某，张某系四川某县农村人口，身材高大，发育良好，不久后确定了正式的恋爱关系，在恋爱过程中两人多次发生了性关系。在此过程中，李某多次询问张某的真实年龄，张某要么不直接回答，要么说是十四五岁。两人于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张某瞒着其家人，自愿跟李某一起回到李某老家贵州省某县，同居近两个月，在李某亲人及朋友的安排下，征得张某的同意后，两人准备不办结婚证举行婚礼，在婚礼当天张某的家人来到李某家，将张某带走，并报案。直至案发，张某都未满十四周岁，但其始终愿意跟李某一起生活，成为夫妻。
二、存在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结合近几年的案例来看，李某应构成强奸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张某故意隐瞒自身的年龄，而且张某外貌看起来确实不像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致使李某确实无法得知张某为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李某不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关于奸淫幼女构成犯罪以明知为条件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在解释方法上是运用了限制解释的方法，这是合理的，但由于该解释颁布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下了一个暂停使用该司法解释的通知。因此，本文将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评析此案，不使用该司法解释。
（一）本案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构成犯罪必须符合该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但在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心态，因此不满足强奸罪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强奸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刑法理论上所称的认识因素。而在该案中表现为奸淫幼女，奸淫幼女的主观方面也必须是故意，这并不存在分歧。既然奸淫幼女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只有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奸淫的，才具有奸淫幼女的故意。否则，只有奸淫的故意而无奸淫幼女的故意。从刑法理论上来说，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奸淫幼女故意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从大陆法系刑法的归责原则分析，该案不符合该原则，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归责原则是罪过责任，而海洋法系国家的刑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以奸淫幼女为例，大多数海洋法系国家否定要求明知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是否明知十四周岁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刑法的原则也应符合罪过原则的要求。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不存在罪过，其无法得知张某是否已满十四周岁，张某刻意隐瞒自己的年龄，李某也不应当知道张某未满十四周岁，李某没有故意侵犯幼女性权利。因此，根据我国刑法的归责原则，不应由李某承担责任，不构成犯罪。
（三）从我国刑法的其他规定来看，无法得出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不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
从我国刑法关于其他罪的有关规定来看，并不能得出没有明确规定是否“明知”，就理所当然得出不要求是否“明知”。确实刑法中有极少数有要求“明知”的情形，比如“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 。但这只是所有罪名中的极少数。还有一部分罪名也没有明确要求“明知”，但实际司法实践或是理论界，都要求是“明知”。比如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故意犯罪，就要求是明知是毒品而持有，过失持有毒品不构成本罪，但在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求“明知”。
因此，并不能说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具体的规定中没有要求是否“明知”，就得出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不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的结论。相反，结合刑法有关其他罪名的规定来看，要求明知幼女未满十四周岁更加符合立法的精神与目的。立法者之所以不明确写明，正是立法的高明之处，如果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写出要求明知，可以想象，任何一个理智的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都会在这里做文章，使得诉讼成本大大增加，更会成为违法者逃避责任的“保护伞”。因此，在刑法条文中不宜也不应规定“明知”的内容，但我们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结合立法的目的和精神，可以得出立法者是要求明知的。
（四）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此案并未具有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是指触犯了刑法，依据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 犯罪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惩罚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一种行为如果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也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换言之，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之有无及大小的根本标准。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与受害人张某是恋爱关系，李某真心的想跟张某在一起生活，张某也非常乐意，两人的感情发展到结婚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李某的决定都征得了张某的同意，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该案存在任何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根据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该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
四、从该案得到的启示
（一）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能过分夸大案例的作用，走出刑法的经验主义
上面的第一种意见所根据的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前几年该地区出现的未满十四周岁幼女自愿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案例（案情不同），法院都做了有罪判决，而且判的是实体刑。因此，根据经验，奸淫幼女并不要求明知幼女是否满十四周岁，也不管幼女是否愿意，只要有奸淫幼女的事实存在就可构成强奸罪，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最大的忌讳就是经验主义，如果一切都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层面，法治如何进步，法治理论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体现？不管根据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首先利用这种方法指导工作就是不当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没有生命力、没有创新力的工作方法，它只会墨守成规，而放弃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虽然，法律，特别是刑法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但刑法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它的理论不可能停顿，它也在发展，也在丰富，我们只有根据最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推动司法工作，完善执法工作，才能在法制化进程中有所作为。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化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深入，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仅仅根据案例执法、司法，法治如何推进？也许，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判例在今天看来就不是那么符合公平正义了，难道还要根据存在争议的案例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司法实践中不能生搬硬套刑法条文，走出刑法的教条主义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成年人只要与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可以认定其构成强奸罪，而不管其他的任何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定罪的方法，现代刑法已不再采用这种方法了。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强奸罪是一种法定强奸，而不是平常所说的强奸罪，因此，在理解这一款时，一定要结合立法精神，乃至刑法的精神综合理解此款。立法者将这一款写进刑法，就是为了体现对未成年幼女的保护，但是，保护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分的保护必然会侵害其他客体的权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第一种意见正是机械的理解了该款的本来之意，而没有结合刑法的总则和当时的立法精神和目的综合考虑，走进了刑法的教条主义。
（三）全面掌握刑法，结合立法精神与目的综合评价行为人，得出合法又合情的结论
法律条文总是滞后于法律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和充分借鉴司法判例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要避免走进刑事司法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运用法律，这样，才能得出合法、合理又合情的结论，才能办理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