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监理暂行办法

上一篇: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营造林管理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9年4月8日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89年5月19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6年3月17日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6年5月26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除苗族、布依族的代表外，其他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按照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布依族人员应当超过半数，其他民族亦应有适当的名额；并且应当有苗族、布依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七条　自治县县长由苗族或者布依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当配备半数以上的苗族、布依族人员，同时配备适当数量的其他民族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县长主持县人民政府的工作。
　　第八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的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单行条例的制定与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在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国家审判机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苗族、布依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并且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苗族、布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本地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本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从自治县各民族中大量培养、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做到少数民族干部在全县干部总数中所占比例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
　　自治县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苗族、布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苗族、布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予以照顾。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自治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经批准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倡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本行政区域内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特点和需要，在处理涉及他们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按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
　　自治县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重。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发展工业，兴办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招商引资，鼓励支持外来资金和技术参与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十七条　自治县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县的自然资源，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加快麻山、花山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防治污染、水土流失和其他公害，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自治县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等措施给予的补偿。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开发、利用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土资源，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在自治县建设的重点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自治县享受优先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粮食生产，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帮助缺水地区解决饮水困难。
　　自治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加强水土保持，防治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
　　自治县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自治县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绿化宜林荒山，防治森林火灾和病虫害，提高森林覆盖率。禁止破坏森林资源，严格执行采伐限额制度，严禁毁林开荒、侵占林地和放火烧山。
　　自治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包宜林荒山荒地植树造林，培育森林资源，发展自治县的林业。
　　自治县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禁止非法猎捕、采集和贩卖。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强草山、草场的保护和建设，发展生态畜禽养殖，建立和完善良种培育、饲料加工、疫病防治和市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畜禽产品深加工，鼓励和扶持规模化经营。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能源、建材、农产品加工等地方特色工业和民族传统手工业。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扶持和发展苗族、布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生产，并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照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管理和开发旅游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自治县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并加强对公路的养护和管理，发展交通运输业。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非经自治县自治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在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金融机构对自治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给予扶持。
　　自治县的民族贸易企业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和照顾。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保护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街区和建筑，体现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提高城镇化水平。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乡集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市贸易，保护集市场地和设施，规范集贸市场管理，促进商品和物资流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从资金、物资、科技等方面，帮助贫困乡村发展经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对不具备基本居住和生产条件地区的群众，实行有计划的移民搬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增收节支，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地方财政的收入。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县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享受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种专项资金分配向自治县倾斜的照顾。
　　自治县财政按照国家规定，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自治县因国家政策调整、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使财政减收的，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实施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提高各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国防意识的教育，依法做好征兵、安置和拥军优属工作，加强民兵建设，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教育规划，决定中等和中等以下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招生办法及部分学科的教学内容。
　　自治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自治县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对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小学，可以实行双语教学。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提倡捐资助学，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办学。
　　自治县采取设立助学金、寄宿生活补助和兴办寄宿制学校等措施，保障贫困、偏远和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就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教师到边远贫困的地方任教。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健全科学技术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逐年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普及科技知识，推广适用技术，鼓励和扶持民办科技产业发展。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加强自治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自治县保护民族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保护、搜集、整理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自治县发展文化艺术、广播影视和图书发行等事业。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加强妇幼保健工作。
　　自治县保护民族医药资源，重视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健康、文明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活动，进行体育交流和协作，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防灾救灾应急预案，加强对灾害的预防和救助。重视安全生产，保障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十八条 每年2月1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放假1天。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

对完善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思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尚立福

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立法上称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其实质是对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裁判进行再次审理，以期纠正原有错误的一种救济制度。它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为对象，以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为前提。是否确有错误，即是否具有再审事由，法院有一个发现和确认的过程。因此，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包括案件的申请再审复查和再审审理两个不同的阶段。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进行实质性审查，以确定再审申请是否具备法定的再审事由、是否应当提起再审的审判活动。复查主要是对当事人认为原裁判存在再审事由或其他法定条件而要求撤销原判、进行再审的主张进行审理；再审则主要就当事人各方对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进行审理。
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公民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复查阶段就是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再审事由的审查阶段，是法官综合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及生效裁判进行衡量的裁判阶段，是决定是否打开再审之门的关键环节，事关裁判的稳定和司法的权威，更关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担负着承上启下、分源截流的关键作用，是再审制度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我国审判监督制度的关键。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人权保障的角度，以当事人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基础，建立符合民事诉讼特征和审判规律的申请再审复查制度，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亟须完善的一项重要制度。
一、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现状与弊端
复查程序在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中被法律真实确定是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该法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诉”的权利，但这并非诉权。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司法保护的权利，即纠纷主体将民事纠纷引入民事诉讼，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的行使引发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法律后果 。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所涉及的生效裁判进行复查，该复查工作的性质为法院的审查立案行为，是一种带有行政化色彩的非规范化、非程序性的内部处理行为，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对生效裁判进行实质性审查，确定是否确有错误，并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由于这种复查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即监督权为基础建构的，而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诉权，其性质为纠错程序而非维权程序，因此产生了完全职权化的复查过程，由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再审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该种申诉处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矛盾和弊端。
为解决这种矛盾，1991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虽然“申请再审”与“申诉”并存于法条之中，但其与“申诉”具有质的区别，本质是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权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的表现， 这项改动无疑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动看成是试图在我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再审之诉”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念，指再审诉讼程序的提起直接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行为，法院以“诉讼程序”的方式审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请求，即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司法裁判的诉讼权利，只要当事人申请再审并符合法定条件的则直接启动再审之诉程序 。多年来，在我国当事人的申诉是信息反馈引起复查及再审的主要渠道，故民诉法依然保留了“申诉”这一提法，同时规定了申诉再审的五种情形，也是基于这五种情形不能穷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排斥当事人申诉而提起再审的途径。从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的内容理解，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已经明确，但人民法院对此申请应当如何审查，没有明确程序规范。经过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诉权并未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甚至处于虚置的状态，申诉复查处于随意、草率、无序的“暗箱操作”之中，规范意义上的再审之诉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发展，以及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民事申请再审审查制度日益暴露出其弊端，阻碍了司法公正与效益，主要表现在：
（一）、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无威则无信，无信则不立”，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司法公正。目前，司法权威有待提高是勿庸讳言的，现在种种对司法的责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缺乏权威。为什么那么多败诉者都上诉、申诉？就是他们不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疑法官徇私枉法、贪赃枉法，而不考虑自己在纠纷中、诉讼中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因为大家不信任法院是公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屡屡见诸新闻媒体的司法腐败是罪魁祸首自不待言，现行民事申请再审制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司法权威，法律就让人感到不可靠，法律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德沃金指出：“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失去了法律的影响、规范、引导作用的社会，怎么能建立法治社会?
权威来源于确定性，而不仅仅是正确性。在制度设计上，当前的自我否定性的民事再审制度就给人一种终审判决不确定的感觉，而在实践中申诉成功的个例无疑加重了对法院终审判决不确定的怀疑。其直接后遗症就是造成了社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进而与司法腐败联系起来。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不牢固时，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就会动摇。
（二）、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受到削弱
诉讼程序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即一经走过就不得轻易回复，除非法律上做了特殊的安排，规定了除外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断地申诉，法院方面不断地再审复查，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胜诉方不放心，败诉方不甘心。法律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仍处于悬置状态，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威胁。法院的判决一旦作出后即产生当事人不得以通常程序，就该案再为争执，以维护法的安定性的效力，即“既判力”，既判力要求，除非法律上安排了特定的救济程序，依照诉讼程序作出的裁判一旦生效就被固定，不得轻易被推翻或改变。由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立法上的不严谨和司法上的滥用，造成了大量终审不终的现象，破坏了裁判的既判力，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三）极大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扰乱诉讼秩序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民事审监制度的缺陷，出现部分案件历时十余年，先后判决、裁定十余次，当事人仍然四处申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被大量消耗，当事人在长期的诉讼过程中，也承受了巨大负担。现行的民事审监制度总是让当事人存有希望，而只要有一线希望，许多当事人就要不断申诉，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中院、省院，一直到最高院，在法院讨不到“说法”了，就到人大、政协，要不求助于新闻媒体，大肆炒作。反正申诉的门路很多，这里申诉完了到那里申诉。而法院在现行民事审监制度和当事人反复申诉的情况下，不得不一次次启动民事审查程序。这种无限申诉的民事再审制度使两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
（四）法律的调节功能弱化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司法就是通过法律适用解决社会关系的矛盾和纠纷。在按照法律程序终审裁判后，纠纷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因终审裁判而确定下来，以利于经济活动的继续运行。但是，我国民事再审复查及再审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断的申诉、再审，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败诉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各种途径将已经终审的判决推翻，而现行的民事再审复查制度恰恰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法院终审判决的既判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民事再审复查及再审之后的裁判结果仍必然存在败诉的一方（除少数的调解结案的以外，且不论调解的正当性）,那么新的一轮申诉、再审就开始了，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弱化了。
二、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症结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过于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无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忽视诉讼的程序利益，导致民事申请再审程序任意性太大，在实践中的弊端日益暴露，分析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启动复查的主体过多
为防止或纠正错误的裁判，法律规定了可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当事人的申诉和申请再审可引发复查程序的启动，从司法部门内部来看，不但作生效裁判的法院可以主动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上级法院行使监督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这些部门都可以通过指令复查，检察建设而启动复查程序。从司法部门外部来看，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大代表往往以函件、建议函等方式要求法院对个案进行重点查办、督办，且案件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应当承认，外部监督对于促进法院公正执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外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形式的多元化，权限以及监督程序缺乏具体的规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滥用监督权的现象。况且外部监督以提起再审的方式的进行，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再审诉权。
（二）管辖不明、层级混乱
现行民诉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此，原审法院及其所有上级法院均有权受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并进行复查，上级法院也有权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再审或要求其复查并汇报结果。由于管辖规定缺乏特定性，导致实践中当事人越级申请再审、滥用申诉权利，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加重了法院和社会的负担，而且也容易使各级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或再审申请相互推诿，谁都有权管，谁都不管，反而陷入申诉或者投诉无门却又申诉不止的怪圈，结果一些错案不能依法得到纠正，确实需要救济的当事人合法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司法程序的补救。
（三）、申诉期限规定较长，申诉次数无限制
时效性是程序公正的直接体现。任何诉讼都有时间限制，审判监督程序也应如此 。现行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虽然改变了过去民诉法无限制的规定，但二年的申请期限仍过长，这与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不服判决的上诉期十五天不相匹配，申诉与上诉相差太大，不利于裁判效力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对于法院和检察院提起复查的，更没有期限限制，任何时间均可提出。此外，申诉次数未能限制性规定，加之启动复查和复查主体的多元化，致使众多的案件在各级法院反复复查。有的案件历时十余年，反复申诉，再审，使得法院生效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也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极大学浪费。
（四）、复查的标准过于概括
复查审查的内容即为提起再审的实质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的“确有错误”标准、第179条规定的可提起再审的五种条件过于概括、原则，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日本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理由有十种，与德国民诉法规定的大体相同，都是比较明确的。况且“确有错误”在理论上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缺乏科学性，由于当事人的申请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因此这种“确有错误”显然不是当事人说了算的，使当事人常常与法官发生理解分歧而产生磨擦和冲突，同时也使法官在该标准的把握上有太大自由裁量权，容易形成法律外的寻租空间，滋生腐败。当事人频频申诉，“申诉状”漫天飞，导致本应再审的得不到法律上的救济，而不该再审的案件却被推翻原生效裁判，裁判稳定性、司法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害。
（五）、复查方式的非规范化、非程序性
如前所述，复查是法院一种行政化的内部审查活动，而不是诉讼审理程序，处于不规范的状态，其过程是任意和不透明的，缺少程序性规范。对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有的法院组成合议庭，对申诉和申请再审理由进行评判，决定驳回或裁定再审，有的法院则仅由审判员一人进行审查，决定驳回或汇报提出再审。有的复查案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裁定再审获得救济，而某些复查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复查方式上，基本采取不听证审查，不听取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意见，不组织双方质证、辩论，当事人基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等。复查过程缺乏当事人的参与程序，完全是法院独自进行的书面审查，复查结果的作出也不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随意性太大，违背了审判公开的司法原则，在实践中常导致先定后审，实际上为当事人正常的申请再审设置了行政管理障碍。所有的申诉、再审申请人都认为申诉、申请再审难，申诉、申请再审权得不到保障，尤其是被申请方对复查不公开很是不满，往往不知道案件已进入复查程序，认为案件复查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现象严重 。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损司法的公正性。
（六）、复查环节与再审程序相分离
由于我国将复查作为法院对生效裁判决定是否再审的审查立案行为，因此即使一些法院将复查工作转入审监庭进行，但复查仍是法院审查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的阶段，由立案庭或审监庭的合议庭对再审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若认为案件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则提交审委会研究决定，由院长提起再审程序。之后，转入立案庭重新立案，再分配给审监庭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审理或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复查工作与其后的再审程序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相互分离的环节，复查是完全独立的，有专门的合议庭审理、有独立的案由和案号，并形成独立成册的卷宗材料。这繁琐、曲折、反复审查的过程浪费了诸多的司法资源，且由于法官个体之间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理解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司法实践常出现再审合议庭否定复查合议庭的意见，维持原判的情形，不仅白白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使当事人对如此左右摇摆的司法程序产生极大的不信任。
综上，现行民事再审复查制度并不符合建构再审之诉制度的要求，缺乏程序性，行政化的复查环节，未能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参与，阻碍了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的实现，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救济、司法公正的满意度，反而引发当事人缠诉不休的不正常后果。因此，为建立有限再审之诉制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势在必行。
三、我国民事申请再审复查制度的完善
马克思曾经指出：“审判程序和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实体法是程序法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程序法是实体法贯彻实施的保证方法和手段。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平等主体间实体权益的纠纷。为此，作为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下的民事申诉再审复查制度，必须具有民事诉讼程序特征并根据制度设立的目的，体现其应有价值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复查程序是再审之诉的合法性审理程序，在对其进行制度建构和规则设计时，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意思自治、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原则及一般规律，并且由于再审案件的特殊性，应充分考虑在确保裁判的终局性和确保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真实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建构再审之诉制度、完善复查制度的同时，必须对再审之诉的立案受理条件及审查方式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一）、树立“依法纠错”观念，改变“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
我国现行民诉法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这一立法指导思想设计再审程序的，立法者鉴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在该程序中更是尽力突出程序的工具价值，力图追求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坚持“实事求事，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这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了实体公正，尤其强调了个案的实体公正，意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正确的处理，使每一个错案都得到彻底纠正，这无疑是项非常理想的司法原则。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从法哲学角度来分析，该司法理念对于民事审判来说，既不合适又不可能，并且危害很大。首先，体现了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不符合民事诉讼解决私人纠纷的目的，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处分原则。其次，有错必纠也是难以实现的，有错必纠原则建立在诉讼理想是追求客观真实的错误认识上，完全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性在诉讼中是不能成就的，诉讼总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况且，我们所要求的案件的客观事实又都是过去而非现在正在发生着的现象，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无法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审判实践中法律事实往往与客观真实不尽相同。因此，有错必纠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实现。最后，有错必纠原则导致既判力的弱化，严重损害了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公正。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作出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决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这就是既判力。既判力是诉讼程序安定的重要保证、主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当事人已享受司法组织审理的司法保障，法官的判断会有差错，新的判断同样会有差错，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如果第一次判决是在所有合法的证据下作成的，就视为讼争已得到一次性的解决。通过比较法的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总是首先保证裁判的既判力，再审程序的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以严格的事由申请再审情况下才能发生。因此，再审的案件很少。
就整体而言，有错必纠原则并无不当，问题是司法领域中的错误或者说司法错误，有其独特的衡量标准，将一般错误观念的标准强行作为司法错误的衡量准则，必然与现代司法价值理念发生冲突。现代司法的公平理念，只在于法律事实基础上的相对公平。现代司法效率的要求，亦绝不允许个案以任何理由无止境地拖延，迟到的正义也是不公正。案件只要是在合理的期限内，在双方平等、合理的诉讼权利背景下，在相对独立与中立的机构与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律约束力处理纠纷就应保障裁判结果的即判效力。若因当事人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下，致使案件并未在完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得到公平了结，那么此等缘由绝不能用来冲击既定裁判的效力，更不能以所谓的有错必纠来横加干涉。再审工作必须贯彻依法纠错原则，这是有错必纠原则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法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作为民事再审复查程序的司法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二）限制提起民事再审复查的主体
1、强化当事人的申诉权利
当事人对生效民事裁判不服，享有申诉的权利。但长期以来，当事人的申诉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甚至受到漠视，当事人对此极为不满。根据现代司法理念应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权利定位于再审之诉，即按照诉权的模式定位申诉权利。为此，合理设计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要件，规范法院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并审理再审之诉等环节，应成为修正民事再审程序予以重点关注的内容。应善待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可以对当事人所有的申诉均实行立案复查，口头或书面答复当事人，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再审予以立案，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予以驳回申诉。
2、弱化检察院的民事再审抗诉权
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私权利益争议的案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不受限制的广泛抗诉权力，使得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利益法律代表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模糊起来。司法实践中，诸如人民检察院抗诉出庭的身份、调查取证的权力、抗诉与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的关系等，皆难以得到满意的解答。为此，应在完善民事再审程序中统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诉的案件，严格限制在生效裁判的结果危害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减少抗诉案件的范围和数量，以便有利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处分”等原则落到实处。
3、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民事再审
法院自行决定启动再审程序，有违法院居中裁判的公正、公平的司法理念。理由是：法院依职权决定民事再审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否则，即与偏袒一方当事人无异。因为启动审判程序的当事人都是有诉须审的，与对方当事人是成对立关系的，所以法院在启动再审程序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场，法院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当事人的置疑。虽然再审程序的审判对象是由法院作出的裁判，但并不表明法院就有启动再审的连带责任，即使此举初衷可能是勇于自我纠错，但其实纯属多余。因为一个错误生效裁判的最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法院，而是一方当事人，所以说，该当事人是最有可能发现错判而申请再审的。法院缺乏这种发现错判的利益相关之基础，所以不具有实效性，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裁判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而双方当事人也有可能为此互做让步，以至息讼服判。现法院单方为追求裁判的准确无误，再将双方当事人拖入诉讼之中，这样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也有悖于民事诉讼的目的。
（三） 、完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级规定
1、确定民事申请再审复查的管辖法院
现行的民诉法规定，民事申请再审可以由原审法院管辖。但是由于再审是重新审查和推翻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因此，由原审法院进行再审，就好比病人充当自己的医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疗效。尤其是在原审法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时，原审法院再审，会尽力袒护其工作人员，回避由他们非法行为而引起的案件错误，这样的再审更会流于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再审案件提高一个审级，统一由原最终作出生效裁判文书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进行再审）。这种管辖制度的实行，不仅能使当事人较易产生信赖心理，接受再审结果，而且也有利于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样基层法院可以集中有限人力、物力搞好一审案件。从与国际接轨来看，由较高级别的法院受理再审案件也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规定相一致。
2、取消指令民事再审复查
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发现可能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后，常常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再审复查，让下一级人民法院向本院汇报复查情况，使得申请复查案件在二级法院之间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事人的上访。在确定了民事申请复查制度的管辖法院后，同时应当取消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复查，这样由于指令再审复查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便迎刃而解了。